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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担事件”调查 [《金融世界》2012年05月号 ]

尽管“中担事件”涉及企业超过200家,但市场传言的30亿元资金缺口,并非实情。

本刊记者  孙弢/文

3月下旬的一天,记者来到与北京金融街“一街之隔”的凯晨世贸中心,位于大厦3层的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下称“中担”)已人去楼空。

透过玻璃门,前台背景墙上的“中担资本”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但办公室内,部分座椅已无序地歪倒在地。

截至发稿前夕,当记者再次来到凯晨大厦3层,发现灯火通明的办公平台上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工作人员进出。据同在一层的办公人员介绍,中担大约是在半个月前重新开门的。

曾一度因被数十家企业客户围堵讨债的“中担”办公总部虽已逐渐恢复平静,但这并不意味深陷“破产”疑云的中担已恢复正常营业。

事实上,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资金、信用、信任危机却犹如“瘟疫”一般仍在发展、蔓延。资金链断裂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亟待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茅草压塌“世贸大厦”

一直以来,作为中担、华鼎和创富担保的实际控制人——陈奕标“跑路”,被指是“中担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

陈奕标,从事担保行业近10年之久,在广东乃至整个民营担保业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去年年底,关于陈奕标“因海外投资失利,以及华鼎、创富危机调用中担资金救急,从而导致中担资金链断裂”的消息在业内不断发酵,成为“中担事件”的诱因。

2011年年末,广东华鼎担保有限公司率先爆出因资金无法周转陷入经营困境的消息。然而,庞大的资金流掩盖了亏空与缺口等诸多问题。

春节前,随着银行贷款到期,一些企业才陆续发现中担担保无法正常归还自己的“借款”;春节后,中担事件不断升级。

“事实上,某些报道过度夸大了陈奕标对于中担的影响,至少从目前的账目来看,并不存在‘因海外投资失利,挪用中担资金’的情况。”在评价这一事件时,作为中担应急工作小组组长的林鹏特别澄清。

既然陈奕标“跑路传闻”只是压死中担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民营担保业“巨头”资金链断裂的罪魁祸首?

随着核查工作的深入,“中担”通过截留贷款、“理财”、“借款”等名义,腾挪资金、盲目投资等诸多违规操作浮出水面。

根据“中担”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表述,该公司担保业务的操作流程为:企业提出担保申请—担保公司受理企业申请,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出具调查报告—公司评审会会议审议—担保公司、银行、企业签订相关贷款、担保合同—银行放款,担保公司正式承保—担保公司进行保后跟踪监督—企业到期偿还贷款,担保项目终止。

这也是担保公司业务的正常操作流程。但据曾在中担工作过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实际操作中,中担公司在为企业客户向银行担保、帮助企业贷款时,会以第三方委托理财的形式将部分贷款款项“截留”,并向贷款企业宣扬未来以高收益作为回报。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几位曾与中担合作过的企业认可。据一位从事钢贸生意的老板介绍:中担担保常以客户抵押物不足为理由,对企业的贷款以“借款”或“理财”名义进行“截留”。且针对不同企业,中担担保截留的比例不一,一般在贷款总额的30%〜50%之间。

“说实话,我有时都感觉自己企业不‘值’这些贷款,但中担竟然能轻而易举地给办下来。”一家年利润仅为百万元的企业负责人说。

去年年中,上述企业在中担的担保下获得了三家银行共计近2000万元的贷款,而企业自身只是用了其中的800万元,其余贷款都被中担担保以“理财”或“借款”名义“截留”了。

“中担很强势,和银行的关系也很铁,如果我们不答应‘截留’的要求,以后再想从银行获得贷款就难了。”前述钢贸企业负责人说。

“截留资金”的另一种运作方式则是“克扣”担保金。根据相关规定,民营担保公司在与银行做企业担保业务时,需要缴纳给银行一定数量的保证金,约为贷款金额的10%左右。

“原则上,这笔保证金应该是中担来拿,但实际上都是企业负担,即使企业把贷款还给银行,中担也不会退还保证金。”据接近调查小组的消息人士透露,中担将这笔保证金统一存放在一个指定的账户里。

比如,中担跟北京银行合作企业担保业务,该银行需收12.5%的保证金,企业贷款1000万元,要按照这个比例向指定的账户存入125万元,剩余的875万元属于企业。

据了解,中担担保“截留贷款”的同时会承诺给企业一个固定的收益率,一般年利率通常在12%〜18%。至于中担担保拿这些贷款去做了什么,受访企业均表示并不知情。

“中但以担保名义放大贷款规模、以委托理财名义截留客户贷款,令中小企业将所贷资金与其共享,其截留贷款已经远超出企业的实际使用金额,存在明显的违规行为。”北京市信用担保协会会长李世奇指出。

压倒中担的另一根“稻草”竟是巧立各种名目、腾挪资金的违规行为。

“陈奕标利用腾挪资金进行了多种名目的投资。中担公司都是以其关联方(壳公司)的名义来和客户签订合同,把客户的保证金诱骗后腾挪,变成自己的资金,然后自己再到处去投资、理财或挪作他用。”前述接近调查工作小组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担账目显示,2011年,由于其担保的某小企业出现了还款困难,中担因此代偿了2000万元。同时,其投资的北京银桥典当有限公司则出现了3笔共计1亿元左右的不良贷款。

“事实上,这1.2亿元可能才是导致中担资金告急的真正原因,而非此前传言的‘陈奕标圈钱跑路’。”林鹏透露说。

重组方案难产

“解决中担问题,首要的是要摸清这个窟窿到底有多大,如果没有新的投资人,没有新的流动性补充,是不可能还钱的。”北京金融局副局长栗志纲在首次召开的中担协调会上说道。

“之前有报道说‘窟窿’是5.5亿元,我感觉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但也没有坊间传言30亿元那么多。”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那么,中担的“窟窿”到底有多大?“实际上,中担有30多亿元的在保余额,其中,20亿元左右是企业的正常贷款,所谓的‘资金缺口’约有12亿元左右。”对于外界的种种传言,林鹏澄清说。

具体到解决方案中,这12亿元的“资金缺口”如何填补上?林鹏认为,首先要走“两步”:第一步,经过清查资产,理顺中担和企业客户之间的资金关系。弄清楚这些钱是否被违规挪用,每家企业涉及的金额又是多少;第二步,如果中担的确挪用了,那么应由中担来承担这笔债务,企业作为债权人和中担一起来寻找出路。

“中担没有钱,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林鹏直言。对于中担被银行“冻结”的2亿元保证金能否用于帮助企业还款,他表示:动用保证金给贷款到期的企业还款是中担最初的解决方案,但由于这笔钱被银行“冻结”,所以方案不可行。

“政府还没有就中担事件给出一个定论,所以银行暂时无权解冻这笔资金。”林鹏指出,“目前,中担只有两条出路:重组和破产。但如果破产,最受伤的肯定是这200多家小企业,这也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局。”

债权人委员会的某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中担重组后的发展关系着数百家小企业的生死存亡。“只有中担恢复运营,我们的债务才有希望解决。”

2012年4月5日,中担债权人、北京市金融局以及关联银行就“中担重组”达成一致。

当时,确定的方案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和“股权收购”两部分。一方面,数百家小企业30%的债权将转为中担股权。另一方面,在政府的“穿针引线”之下,几家国资背景的担保公司或将介入,收购中担股份。

尽管政府部门为重组一事积极斡旋,但依然有不少业内人士质疑中担重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4月16日,北京金融局向中担债权人正式出具的中担重组的“方案框架”。令企业颇感意外的是,此次公布的“方案框架”与最初谈判时的条件相去甚远。

据中担债权人委员会人士透露,重组方案最终给债权人的条件是:放弃30%的债权,剩下25%债转股,45%现金偿付。由于不满“放弃三成债权”的要求,中担绝大多数的债权人都拒绝了重组方案。

而在最初拟定的重组方案中,清偿率(即中担现有和未来能够偿还给中担债权人的资金)为85%〜90%。

“其中,债权人债务的10%由此前收取的违规利息冲抵,剩下的30%债转股,30%由中担被收购后获得的现金偿付,30%由中担现有资金偿付。”林鹏告诉记者,中担提交的这个方案曾得到北京金融局的认可,并已经形成文件。

但从金融局最终提交给中担债权人的“方案框架”来看,清偿率只有70%,企业要“自掏腰包”买单三成。对此,林鹏也表示颇为不解。

北京市某权威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重组方案突生变故可能是相关部门在内部协调上出现了问题。由于在重组谈判过程中,战略投资方对中担的资产评估不足,导致最终出具的“方案框架”与最初的版本有了较大出入。

这一猜测也与林鹏对重组路径的判断不谋而合。“如果重组,以债转股这种偿债方式为例,200多家小企业都可以成为中担的股东。”林鹏解释道,债转股只能解决企业和中担的债务问题,没有现金还是不能解决企业和银行的债务。所以,还需要引入一部分战投资金帮助企业还贷款。

“金融局已经非常努力地进行重组并联系各方,但目前国资系统反应并不积极。毕竟,要接手中担这个‘烫手山芋’,入股的国企肯定也是有诸多条件的。那么,各方利益博弈,金融局无奈之下作出让步也是有可能的。”前述消息人士指出。

尽管中担重组之路困难重重,但林鹏认为,从各方的利益出发,“重组”是目前唯一也是必须要做的选择。

“无论如何,希望债权人能够冷静下来,然后企业、中担、银行和政府四方一起坐下来商谈对策,只有理智的谈判才有可能出结果。”林鹏“呼吁”。

行业危机

4月11日,在北京信用担保业协会2012年理事会年会上,会长李世奇首次公开对中担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总结:“恶性膨胀是中担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中担出事前几年,公司发展呈良性增长态势,特别是2006〜2009年,担保额稳步增长,由原来的四五亿元发展到2011年的30亿元。

“中担做的大多是中小企业业务,所以多年来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李世奇说。他认为,恶性膨胀造成资金需求很大,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获取外来资金,很多好的机构出事都源于恶性膨胀。当年的中科智,有了资金就进入股市、楼市,还在新加坡发展机构,结果2008年股市变脸加上金融危机,就栽了跟头。

如其所言,中担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更非个案。

就在中担重组方案横生枝节的同时,另一则消息不胫而走:江苏薛氏高盛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燕已经人间蒸发了30多天,其“出走”原因同样是企业脆弱的资金链。此前,河南、温州等地担保业均遭遇过信任危机。

据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及其课题组日前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已有20%的担保公司出现了资金链紧张或其他经营问题,其中尤其以民营担保公司为甚。

民营担保公司为何频频“触红线”?发展壮大后的民营担保公司为何不“安于本分”,总想“借机套利”。

记者此前采访的多位民营担保公司负责人都曾提到两个问题:一是担保公司仅有2%左右的担保费作为收入来源,利润过低;二是在当前的“银担合作”中,担保公司承担了100%的风险,一旦出现代偿,担保公司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北京某担保公司副总则向记者解释到,以一笔500万的担保业务为例,3%的担保收入仅15万,但一旦出现坏账,代偿金额就是500万。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现状,也是“迫使”很多担保公司“不得不”通过违规业务增加收益的重要原因。

黎友焕在调研中发现,担保公司与小额贷款公司、拍卖行等机构联系密切,甚至还勾结起来从事高利贷等非法活动。此外,还存在着虚假注册资金、滥保虚保、套保等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担保企业在现在的环境下盈利过低,才会想办法走其他路径。”中金信诺公司总经理刘丰说,受中担事件影响,民营担保公司老总们的情绪有些沮丧。

“因为中担的事情,我们之前签的工行、建行等多家银行的合作全部都暂停了。”刘丰说。

据了解,中担事件产生的影响对新起步的担保公司打击很大。

“按照行业一般规律,担保公司的杠杆率做到2〜3倍才能盈利。照现在的情形发展下去,还没达到2〜3倍可能就‘死掉’了。”一家成立于2009年的新兴民营担保公司负责人直言。

黎友焕认为,担保行业之所以频频出现资金断裂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国担保业制度体系不够健全,监管存在漏洞,许多担保企业不自律。

“一方面,监管部门需对担保市场及时加强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可以给银行对担保贷款风险以权重指引,避免一刀切的非理性行为。”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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