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文帅／文
初次跑两会，主盯政协经济界别。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当记者不易，在围追堵截的同时要快速成稿；当委员更不易，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要“应付”媒体。
根据一般规律，越是关注度高的委员，越不易开口。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他们都有一个顾虑，就是“怕记者乱写”。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把委员A从小组讨论的会议室里“劝”出来，准备做个小专访，他开口就说：“有两个问题不能问，一是……，二是……，这两个问题我与媒体看法有根本分歧。”
我一咬牙，忍了，回答其他问题也可以。正准备开始，他突然改用很柔和的语气说：“商量一下，咱们访谈之外的这些内容不要发到微博上去好不好？”
当时我就乐了，这位委员吃过微博的亏我是知道的，不免调侃了起来。一提起这个，他满脸委屈：“我根本没说那话，结果被写成那样，又说不清楚，真是哭笑不得！”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在经济界别四个小组之间游走的那些天，我有时会感觉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金融高管，更多时候像是训练有素的新闻发言人。
当然，由于性格、行业不同，每位“新闻发言人”都在不经意间打造出了自己的风格。
比如，中国移动前董事长王建宙，对待记者非常耐心，回答问题深入浅出，而且态度极为绅士。即使面对“这么大国家只有三家电信运营商是不是太少”这种问题，他也能面带微笑、温文尔雅：“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将努力遵守行业有关规定，做好自己的工作，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虽然貌似有点不搭边，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风范尽显无遗。
还有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每次小组讨论后都会被记者团团围住，他总会坚持到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再走。即使晚到的记者提了跟前面重复的问题，他也不愠不躁，认认真真地再回答一遍。有一次，问了四十分钟的记者们感到不好意思，有人喊了声“李部长您坐下说吧”，但他依然坚持站着，直到每个记者都没有问题再离开。我几次遇到他都是这样，不免心生敬意。
有的委员已经在与记者常年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的“招式”往往在他们预料之中。采访这些委员对于记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整个问答过程更像一场博弈，对于记者的应变能力和突破能力都是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比如工行行长杨凯生，应对媒体经验丰富，专业水平也很高，对于记者抛过来的问题不仅能接住而且能“弹回去”。有次被问到银行业利差，他详细回答之后补充了一句：“希望你们媒体全面解读这些数字，认真地研判到底是什么现象、什么问题。”
有记者质疑他的数字与“某专家”不一致，杨委员不卑不亢地说了句：“他大概不是搞银行的。”
还有记者不死心，追问道：“您认为我们银行业利差和国际水平相比并不高？”他依然从容笃定：“这个数据央行和银监会都有，你可以向他们求证一下。”真是滴水不漏。
又如委员B：“我口才不好，不会说话，也不敢说话。你们把想问的问题发给公司新闻处，我来帮你们安排采访，某经理、某总都比我水平高，就不要难为我了。”
还有委员C：“这个问题某报纸刚刚采访过我，你再写就是炒冷饭，没意思了，像银行业暴利、中小企业融资，这些我都回答过了，你问点新鲜的嘛。”
根据我的经验，这类委员在记者努力之下往往还是肯说的，因为开玩笑说明气氛轻松，气氛轻松就有利于表达，而且话匣子一旦打开，态度就非常坦诚。
如农行董事长蒋超良：“老百姓反映的银行乱收费问题可以理解，虽然我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但同时也是金融服务的接受者、需求者，我也感觉银行的服务收费有时候有不合理的地方。银监会‘七不准’出台之后，我们农行已经减少了60项收费项目。”
还有，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在面对记者和委员对于银行的一系列疑问甚至不满之后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给大家留下一个能赚钱的银行业，总比留下一个面临亏损的银行业值得高兴。”
总体来说，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小组讨论的现场气氛比我想象得要热烈很多，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在这里都有涉及；委员们不但乐于发言，而且敢说真话；不单会有争议、观点交锋，还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人寿原董事长杨超就敢于吐真言：“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全面，但有些问题点到即止，感觉不够‘解渴’，有些老问题久抓不决。比如要控制楼堂馆所规模，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大楼却越盖越大。我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法治程度不高，有的是无法可依，有的是执法不严。”
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也直言不讳：“如果政出多门，企业就会不知所措，政策效应就大打折扣。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会影响改革进程。在改革中要勇于反思、敢于破冰，要有专门部门对中国改革进行整体设计。”
民营企业家刘永好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小组讨论发言都很积极，他说因为自己的很多建议都反映在了后来的国家政策中，所以他很有“成就感”。
去年，他在政协联组讨论时所提的建议，就在今年的《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中得到体现。
今年，他又带来了9个有关“农转非”提案，并再次在联组会上发言，就抓住转型机遇、成就现代农业提出建议。
刘永好说：“能够反映社情民意，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和促进形成国家政策，我感到很高兴，也很骄傲，这20年的委员没白当。”
在与政协委员的接触中，我的感觉是，他们不是简单地上交提案，不是简单地讨论发言，他们想为老百姓、为社会反映更多问题、做更多事情，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建议提案成为过眼云烟或是一纸空文。
在银行高管们刚介绍完近年来如何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时候，某位自称“中小企业主”的委员就不留情面地指出：“某行长，你们所了解的、所听说的，那都是些数字，我们中小企业实际感受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随后，他介绍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迫切诉求。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的话引起了很多政协委员的共鸣，他说：“我曾在省里做过5年人大代表，感觉地方领导对人大工作比较重视，办事效率也很高。相较而言，我们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有时候却不能得到很好的反馈，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委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社会热点、重点问题，政协有很多专家，可以起到更大作用。”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也说：“提案作为委员履职的重要形式，并没有法律予以保障。建议制定相关法律，对提案办理程序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提案承办部门要与政协委员进行沟通，提高提案办理实效。”
刘明康在会后对记者说：“尽管我从一线退下来，但对金融仍抱有一颗敬畏之心，心知从事金融一点都不能马虎，一点都不能骄傲。”
两会一年一度，但委员们的工作时刻都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