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经济分析师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极大的一年。
从外部环境看，金融危机阴霾仍在，“二次探底”风险犹存；欧债危机解决进入关键一年，美国债务问题仍看不到曙光；全球泛滥的流动性、地缘政治动荡再次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的可能性增大，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对粮食供给、全球供应链的威胁仍不能排除。
从内部环境看，出口引擎失速的同时扩大消费的手段仍受掣肘，消费这驾马车难有大作为；投资担负起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投资效率低下，投资依赖愈陷愈深；人民币汇率面临国际、国内两股强大却相反的压力，已不再单纯是金融问题；本应体现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化身为“明星”产业，泡沫化倾向初显。
投资主导难持续与投资不可或缺之间的“两难”
2012年，我国经济又一次面对两难抉择：是继续坚定不移地降低投资依赖，以增速放缓为代价换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还是在外需疲软和消费增长难以明显提速的情况下，加大投资，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虽然严峻，但“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小，我国出口增速回落但不至于大幅下滑，应该容忍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速适度下滑，不能再以扩大投资和货币投放固化和加深经济对投资的依赖，而应借机提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获得经济结构的健康转变和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从2003年开始，投资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的比例开始超过消费，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且投资与居民消费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到2010年，二者占比差值已经拉大至15个百分点。
不得不承认，我国经济接近十年的高速增长，投资拉动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投资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提高，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的扩大，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长久看来难以为继。
工信部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粗钢、水泥、煤炭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5.4%、50%和45.6%，但GDP只占全球当年GDP的9.5%。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达到32.5亿吨标煤，即使今后每年新增消费控制在1亿吨标煤，到2020年也将超过42亿吨标煤，在这样庞大的能源消耗增量面前，完成“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承诺，难度巨大。
此外，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存在两方面弊端。一是带来部分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资源的严重浪费。二是地方债务的不断扩大。
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达10.7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以来，在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下，全国130个重点城市土地出让金统计下跌11%。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金是地方债务主要的偿还来源，土地被作为大量债务的担保和抵押，土地成交价格不断下跌，地方债务未来偿还面临极大的风险。
就2012年的消费形势而言，由于居民消费主要受到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低于GDP增速的趋势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在此逻辑下，2012年消费在总需求结构中的占比和对GDP的贡献率难以明显提高。
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增长，将主要受到来自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影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可能继续放缓，地方平台债务集中到期也将给地方项目投资融资带来压力。
为避免投资增速大幅放缓造成2012年经济增速下滑过快，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中长期转型，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在短期内应是渐进的，应该容忍经济增长速度适度下降，投资增速的下降也应该是一个缓慢而非急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应继续合理推动城镇化和产业转移。要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产业。合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资源税改革与防止物价反弹的“两难”取舍
资源税改革对于完善税制、调整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但改革也会带动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对物价形成上行压力。
自2011年11月1日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已迈出重要一步。改革对于解决我国目前资源税价格倒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环境改善及实现循环经济有重要推动作用。另外，对于完善税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节能减排等方面也都有积极意义。
但现行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等7种资源，而此次资源税改革只涉及石油和天然气，未来资源税改革还应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我国现阶段改革政策主要针对石油及天然气，但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的比重高达70%。如果后续的煤炭价格改革铺开，煤价上涨，对通胀的压力将是巨大的。
虽然本轮通胀已进入下行周期，但防止物价反弹的压力不减。而推行资源税改革，势必面临物价上涨压力。
资源税改革会加重开采企业的税收负担，带动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通过对PPI和CPl的传导，波及实体经济。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这很容易演变成“滞胀”。
此外，如果资源税扩展至煤炭领域，对于已经承担着亏损压力的电力企业来说，将是沉重的负担。届时，电荒可能会更加严重，随之而来的还有柴油荒，我国制造业很可能会遭遇巨大冲击。
不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无法发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改革，则通胀预期和通胀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资源产品价格调整看似已陷入两难境地。
但综合当前国内外整体经济局势以及调控政策强度来看，宜抓住2012年这个难得的宝贵时间窗口，将资源税改革向更深更广拓展。
对于在生产上受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应当在增值税、营业税等方面出台一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压力；对于居民而言，应及时提高低保标准，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需消费。具体来看，可推行“税、费、金、利、价”联动，研究实施超额资源税、适时提高低保标准等。
人民币升值与稳定外需的“两难”
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需要不断增强汇率弹性，延续汇改以来的渐进式升值。但同时，减少外部环境对经济的冲击需要保持汇率稳定，因为升值会降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外需形成一定抑制，这在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下对我国出口影响更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币升值与稳定外需构成“两难”。
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走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2005年7月~2011年9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6.5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7.81%。
201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欧美经济疲弱，对我国出口造成不利影响，8月~12月出口增速连续五个月减缓。
2012年，受外围经济环境不振影响，我国出口仍面临外需走弱压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此前表示，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这几个月来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至少2012年一季度的进出口形势会相当严峻。
除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本身会影响外需，中国外贸企业还面临人民币汇率上升造成的成本上升和资金紧张融资环境恶化等不利因素影响。2011年我国一般贸易项下出现逆差903.5亿美元，扩大85.8%，就与汇率有较大关系。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不断上行，9月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达到8.60%，比6月份上升0.77个百分点。
人民币过快升值，将使处于转型过渡期的企业缺乏转型调整时间，造成企业生存困难。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对出口造成过大冲击，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2011年，人民币升值较2010年明显加快，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11%，而2010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今后几个月人民币升值速度应较前期放缓，2012年全年对美元升值幅度可控制在3%左右。
在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同时，为了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应积极发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继续推进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与新兴市场货币挂牌直接交易；对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加速流入风险，应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不断拓展人民币流出渠道。
房地产调控的“两难”抉择
近段时间，多地新盘纷纷打折，二手房价格也有所松动，并呈现由远郊区县向城市中心扩散的趋势，房价下行通道已经打开，历时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效果正在逐渐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开始有地产崩盘之忧，并产生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再度出手救助之议。
房地产调控又处在了一个关乎成败的关键节点上。目前，我国房价理性回归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基础仍不牢固，如果调控政策放松，蛰伏近两年的房价将会快速反弹。因此，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的主基调不能变。但是，房价下跌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经济形成下行压力，尤其是房价若下跌过猛，将对我国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冲击。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12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09元/平方米，环比11月下降0.25%，其中37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60个城市环比下跌，3个城市环比持平。这已是全国100个城市的住宅平均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一二线城市大型房企部分项目降价的趋势逐步向三四线城市蔓延，降价楼盘多以新项目为主。
一方面，房地产调控不可半途而废，但另一方面，房价下跌对经济造成了下行压力。更为关键的是，我国的房地产与信贷、地方债联系紧密，一旦房价下跌过猛，将对我国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冲击。
尽管有不少资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房地产行业，但在货币持续紧缩之下，杠杆较高的房地产领域资金尤为紧张。目前，不少房地产公司的周转率和短期偿债压力已不亚于2008年，若成交量仍然低迷，且融资渠道继续受阻（如银行不给予展期或借新还旧的支持、信托产品发行不利等），则部分房企资金链将断裂。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认为，在目前供求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之前，仍“应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但要把握好“度”。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连降超过6个月或同比降幅接近10%，二线城市同比降幅超过5%，则可以考虑对当前市场的调控政策进行微调，降低限购门槛，引导首套购房需求和合理改善性购房需求的释放。在整个过程中，要容忍经济增速有一定程度的放缓，找到“稳增长”和“降房价”的理想平衡点。
2011年，全国开工建设保障房超过1000万套，完成了2011年年初所制定的任务。保障房建设是长期的，包括供给和分配两个体系的建设，其未来的建设成果将为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我们认为，整个“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建设将在资金、土地、分配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应及时明确保障房制度的基本框架，从而尽可能降低未来保障房制度运行、试错和矫正的成本。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双重“两难”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各地积极出台信贷、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然而，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却陷入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产能过剩的背后反映了各地对企业产能扩张支持有余而培育市场需求力度不足。在需求培育方面，更大的“两难”在于，这些新兴的应用离开财政补贴都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另一方面，财政补贴却难以维系，即使补贴也不一定能保证产业获得竞争力。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陷入产能过剩困境的不止光伏产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现在或将来无不面临严重产能过剩。
事实上，大量新兴的应用，在初期由于市场规模小，技术不成熟，成本难以降低，导致产品价格高，只有依赖补贴，市场才有望启动。光伏发电、通用照明、物联网硬件、新能源汽车，离开了补贴，都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
我国提出“转方式、调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然而，一些地区将“调结构”理解为扩张在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这就相当于以制造“新兴产能过剩”解决“传统产能过剩”。
实际上，2011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汽车等传统产业也都存在明显产能过剩。这些都反映出旧的发展模式“惯性”极大。在旧体制下发展新兴产业难免重蹈传统产业覆辙。整体看，在全球新兴产业分工中我国依然处于价值链的末端。
未来，政策应该着眼于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一要发挥国家产业规划的引领作用，加强总体产能信息动态披露；二要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三是避免“撒胡椒面式”科研资金使用，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四应消除影响新兴应用推广的制度障碍，培育市场需求。
（胡铃 郭洪海 姚均芳 罗娇娣 刘梦瑶 康逸梅 华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