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和平 商意盈／文
浙江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揭开了这个当地“明星企业”高额民间借贷导致资不抵债的面纱。
立人集团民间借贷历时长、金额巨大、涉及人员多、案情复杂，案件爆发后泰顺县城陷入全城恐慌、“人人自危”的境地。
在此过程中，再次暴露出现行的金融体制与市场现实需求间的严重矛盾，民间借贷已经成金融体制滞后的“牺牲品”。
“黑洞”巨大
2月15日，由泰顺县政府方面组成的立人集团司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第3号公告，从即日起，进行债权人的申报登记。
此前，温州市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报案，经受理调查，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涉嫌违法犯罪，于2月3日对董顺生等相关6名涉案人员刑事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查之中。立人集团债务危机事件的处置工作已受到政府全面监管。
泰顺县地处温州最偏远山区，与福建北部接壤，属温州欠发达地区。立人集团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金3.2亿元。集团起家是董顺生1998年创办的泰顺县民办育才高级中学。发展至今，公司下属36家独资、控股、参股企业，分布在温州、上海、内蒙古、江苏等地，经营范围涉及教育、房地产、矿产等。
据有关审计部门等方面的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立人集团债务危机苗头在2009年就出现，当时欠款已经达10亿多元，通过月息3分左右的高息勉强维持，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崩盘”。
目前，集团债务总额45亿元左右，其中仅极少为外地银行贷款，绝大部分为民间借贷，具体债务正在全面申报登记之中。
政府有关方面称，债务涉及人数逾7000人，集团现有资产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审计方面通过初步核查，发现与公司所称有50亿~60亿元资产的数据差异较大，已明显资不抵债。
在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立人集团资金链濒临断裂。2011年10月31日，集团召开“借款人代表大会”，董事会宣布，11月1日起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进行资产重组，并提出了债转股、认购待售待建房产、5年内分期偿还债务等三种解套方案。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说，导致立人集团崩盘有多重原因，最主要的是长期支付巨额利息所致。据有关审计方面匡算，10多年来公司支付的利息累计高达30亿~35亿元。
张洪国书记称，政府、企业和债权人都希望能够有效化解立人集团的危机，但是在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趋紧的情况下，集团多个房地产、煤矿项目都在国家政策调控的范围内。
政府在企业自救乏力、政府帮扶有限及债权人诉求强烈的情况下，不得不对立人集团采取监管措施，实行控人、控资、控解。
案件错综复杂
记者采访了解到，立人集团民间借贷案情触目惊心、错综复杂，有三大特征，在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中登峰造极，具有相当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是时长量大、人多面广。据知情人士透露，董顺生早在1998年创办育才高中时已经开始民间借贷，至今已达13年之久。由于办学连年亏损，促使董顺生寻求到外地开拓房产、矿业以填补教育之亏。
他开发这些产业又大肆借贷，以致民间借贷债务逐步滚至45亿元。集资地域分布温州地区泰顺、瑞安、文成、平阳及周边福建省寿宁等5个县、市，同时“扩张”到上海、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盱眙县等36个项目的所在地。集资对象涉及普通百姓、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司法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基本覆盖泰顺的千家万户，甚至包括一些困难群体，人称“凡是泰顺人都有借贷”。
二是产业困败、资不抵债。董顺生对立人集团自我资产评估为59.6亿元。但据有关会计事务所初步审计评估，实际上是资不抵债。育才教育所属幼儿、小学、中学、高中学校并不盈利，而且在教育系统欠债约5亿元。集团多处房地产在三、四线城市，在“楼市寒冬”下有的滞销，有的刚刚动工。一些矿产项目虽不错，但受“节能减排”的限产挤压，产量少，回报率低。“这些资产不能按照预计产值来算，只能按照当时的投资来算。加上立人集团的高额借贷以及所需支付的高利息，集团早已资不抵债。”张洪国说。知情人透露，去年立人集团宣布资产重组之际，董顺生个人账户可用余额仅有一千多万元。
三是融资复杂、处置困难。温州市泰顺县副县长庄兴忠说，立人集团有集团、学校、后勤部及外地的房地产、矿产公司等10多个融资平台，融资方式有集资、借贷、入股、借贷捆绑入股等多种花样，甚至各种融资方式犬牙交错，其民间借贷结构呈“树干型”。债权人有的是几百万、数千万元大户，有的是“打包”、“抱团”的群户，一个债权人背后连着多个层级或几十个隐性的散户，债权人结构形同传销与“老鼠会”。
走出“灰色地带”
一些基层干部、专家学者认为，立人集团债务危机再次暴露了金融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的弊端，急需调整、改革。
一是现行金融体制与现实需求严重矛盾，利率“双轨制”使得银行依靠民众低息存款的低成本垄断经营获取高利，民营企业却无法顺利融资，但民间借贷市场需求量又很大。同时，银行步步加息，强行推销理财产品、收取服务费等变相加息，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也助推了民间借贷利息的“水涨船高”。
温州当地一位企业家说，按照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息在银行基准利率4倍以内是合法的，而现实情况是，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往往远高于基准利率。目前，已达月息1分左右。但很多企业家和老百姓不清楚4倍以下是以什么为标准，认为民贷月息2.5分、3分、只要在银行1分左右的4倍以下是合法的。
二是现有金融体制滞后，民办教育融资受歧视。现有金融体制规定，学校的土地、固定资产等不能作贷款抵押物，以致民办教育哪怕是优质教育也得不到银行及财政贷款支持。13年来，立人集团的教育事业没得到银行一分钱的支持，被迫走上投资“反哺”、民间借贷之路。“有哪个民办教育机构不想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而去找利息那么高的民间借贷、承受那么高的成本？”育才学校一位管理人员对记者说。
三是民间借贷功过并行，亟待引导走出“灰色地带”并加以规范。张洪国认为，民间借贷有它的合理性，但高利息长期存在就会影响企业家从事实体经济，影响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甚至会冲击辛勤劳动的优良传统观念。“如果有这种高利存在，大家可以轻而易举获得财富，那谁还会去诚实劳动和艰苦经营？”张洪国说。
浙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傅允生教授说，建议将民间资本直接纳入统一金融监管的范畴，进行引导和规范，并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变动情况，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
四是民间借贷、非法吸储、集资诈骗三者之间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三者之间空间太大，对民间借贷产生误导，对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产生了不良影响。泰顺县一位决策层的政府官员分析，立人集团在发展初始阶段的融资均以正常的民间借贷出现，但后来在经营亏空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况下，便利用包装宣传、高息揽存等方式从亲朋好友等特定人向朋友的朋友之“间接特定人”、“打包特定人”、非特定人等公众人群大面积扩散，这种行为已经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立人集团却不知已经进入误区，认为这还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
这位政府官员说：“就像几个人同样在游泳，游过去的成了英雄，游不过去卷入漩涡的却成了罪犯。民间借贷、非法吸储、集资诈骗三者之间缺乏明确法律界定，以致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以其结果来判定企业借贷行为的性质，这是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