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弢／文
古人云：“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故县治，天下无不治。”
作为国家最基本社会单元，县域经济处于“乡之首、城之尾”，是国家人口及规模经济的主要载体。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070个左右县（市）。在这里，集中了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60%以上的GDP，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县域经济占全国GDP总量比重更已接近60%。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喻成一个人，那么县域经济就如同人体的肌肉。只有肌肉强健，一个人才能充满活力。
但在欧债危机蔓延、外需疲软的打击下，这个曾经活跃的个体正在逐渐失去往昔的神采与活力。
2011年6月，一篇题为：《昆山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幅仅1%》的报道，让刚刚履新不久的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路军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昆山是一个外向依存度非常高的城市。不夸张地说，昆山用万分之一的土地，实现了全国千分之二十二的外贸出口。但2011年，昆山市全年外贸进出口增幅只有4%，和前几年每年20％左右的增幅相比，增速明显放慢。”路军说。
在当前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依然突出的背景下，要将县域经济打造成“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主阵地，“提升县域金融服务”的创新能力与渗透度被监管层与地方官们寄予厚望。
然而，这种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短短结合”的模式，能否拼凑出完整的“木桶效应”，尚存诸多待解之疑问。
回归县域
“您所在的县域地区缺钱吗？”在CCTV财经频道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主持人一上场，便向现场的百位县市地方官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台下所有的县委书记、县长齐刷刷地举起了手。“每个县（市）遇到的问题各异，我刚到昆山工作时，觉得这是个全国百强县一年可用财政收入达到100多亿元，肯定不会缺钱，但半年下来的现实却是很缺钱。”路军坦言。
董沂峰所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其财力在山东所有县级市中排名第一。“但我们的缺口还是非常大。这么说吧，50亿有50亿用处，100亿有100亿的用处。”
但硬币总是两面的。县域经济的巨大“缺口”恰巧为金融机构重返县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曾经担心是农行上市包袱的“三农业务”，因为讲了一个“县域金融”的好故事，让农行成为外资眼中最具成长性的银行之一。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曾坦言，当前县域经济的成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平均增速，农行寄希望于“从城市和县域两个领域来分享经济高速成长，并从这两级推动农行成长”。
正如张云所言，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县域经济其实并不“弱质”。
“农村经济中的很多产业回报率并不低，许多细分产业和产品的资金回报率非常高。我们可以通过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来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供求缺口问题。比如：搞好土地流转和农民自组织化后，可以形成规模经济，贷款对象也组织化了，就能够实现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认为。
事实上，农业也正朝着规模化的方面发展。商业银行逐渐发现：未来“三农业务”蕴含了巨大的潜力。
最近几年，改变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建立政策性的鼓励发展机制，这已经让国有大行鼓起了重返县域金融的勇气。
以建行为例，在2010年7月建行制定至2011年底开设100家村镇银行的计划，以此为契机重返县域及农村市场。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建设银行将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合作设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的方案已获国务院原则性同意。
中国银行也在计划设立村镇银行控股公司，工商银行早在2009年已经设立村镇银行。与此同时，各地方涉农的金融服务机构涉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根据内蒙古金融办人士估算，如果2011年村镇银行按计划再扩大规模，按照目前小额贷款企业注册资金平均超过1亿元来估算，地方金融将会超过国有银行和股份所有制银行，占到或超过50%的比重。
作为最基层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网点对三农业务具有先天的优势。据统计，截至2011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额达到14.3万亿，2011年新增大约2.5万亿，占各项贷款额比重由22%提高到了25%。
从十几年前的国有金融机构大规模撤离，到如今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风起云涌，大型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及县域金融的态度转变，在这一“撤”一“进”中得到了反映。
“过去，我们很多中小企业都有不少好产品，但就是贷不到款，因为银行要考虑资金的安全。”已被四川省银监局列为“金融安全区”的南溪县委书记李学焦回忆。
目前，包括工行、农行、中行、农发行、邮政银行、信用联社等在内的金融机构都在南溪设有分支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兴业银行等与该县建立了业务关系。
“与南溪等地区不同，十几年前，宜兴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撤离，主要原因是宜兴市一直是全国百强县十强之一，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宜兴市代市长张立军回忆说道。
但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完善，导致宜兴市金融机构增速迟缓。“企业的信用责任意识普遍不高，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偏高。在宜兴，其他银行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设机构很少，银行信贷的总量增长比较缓慢。”张立军坦言。
通过协助金融机构清收不良贷款，严惩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成立信用担保机构等方式，宜兴市政府努力打造地方信用品牌，改善地方投资环境，营造良好的地方信用环境。
现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期货、担保公司、典当、小贷公司等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组织体系已初步建立，增加了有效的金融供给。
“县域是城乡统筹的关键载体，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战场，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拉动内需增长的潜在市场，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指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许多县市已经成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影响力、引导力的区域经济体。
期待“下沉式”服务
但金融机构全面进入并不意味着服务水准的必然提升。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商业银行还抱着“先圈地”的态度，服务并没有真正“下沉”，切实渗入到助力县域经济发展中。
“对于滕州市下一步的发展，我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希望在金融方面给予县域经济、实体经济以支持。现在，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贷款门槛太高，企业的贷款和担保需求很难得到解决。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贷款、农业贷款都需要继续解决。”董沂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与滕州市所面临的金融困境如出一辙，在广阔的县域范围内，大量迫切需要通过县域金融体系得到服务的企业正面临着“服务难以对接需求”的尴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指出，当前，国家已经形成的由若干民营企业、数百万私营企业以及三千多万家个体户组成的4200万户“企业大军”，都是迫切需要由“草根金融”来提供服务的主体。
在陈昌智看来，为如此大规模的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群体提供金融支持，无疑是当务之急。但县域金融的发展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和问题，包括资金、资源、市场、人才、技术、观念和体制方面的突出矛盾及深层次问题。但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的不匹配。
刘士余表示，这一“不匹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相对城市金融，县域金融由于信用环境差异和融资成本较高，还难以满足县域发展资金的需要。
“我们刚到新和县投资建厂时，只有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给我们提供了贷款，为我们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新和县益康公司总经理助理胡友军介绍。
益康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新和县最大的一家企业。2002年，益康公司在新和县投资建成轧花厂时，手头缺流动资金，他们向各大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结果没一家同意，最后是新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合阿克苏地区几个县市的信用社向益康公司提供了800万元贷款，才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央行最近一期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中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原因，除了自身经营管理不够完善、治理结构存在一定问题外，乡村债务消化进程缓慢也是其中之一。农村金融机构除了自身经营风险外，在农村地区经营还面临比城市经营更高的系统性风险，农业保险、信贷抵押担保等发展滞后也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其次，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重返县域不止是增添多少分支机构的问题，如何真正做好服务的“下沉”才是关键。
“我们不能强令金融机构干什么。金融机构增加服务，必须有利可图。”刘士余坦言。
事实上，在大有可为的县域，通过推动“下沉式”服务，形成错位竞争态势，实现共赢的事例其实并不罕见。
“在四川省双流县，银行机构通过不同的市场定位进行错位竞争实现了共同发展。”四川省双流县委书记高志坚介绍说道。
在双流县，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业，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城镇居民以及政府融资平台，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涉农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户等。
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至2010年年末，双流县存款余额增长83%，贷款余额增长130%，存贷比上升11个百分点。新增金融机构的平均存贷比达到93%以上，所有金融机构全部实现盈利，盈利总额近15亿元。
“这说明双流县经济发展可以容纳众多金融机构的共同发展。”高志坚介绍说。
在山东德州，各金融机构结合县域经济特色，因地制宜，创新产品，扩大金融产品服务“三农”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满足了县域市场各层次客户群体的金融需求。
“目前，众多金融机构选择进入县域，但也不应该盲目，要基于自身的成本与收益。而进入之后，存贷款市场份额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些潜在的客户被甄别，原来被银行忽视的盈利机会被发现。”冯兴元认为，按照金融机构现在的进入速度和范围，不仅生存没有问题，且金融机构进入县域将大有作为。
重置县域金融体系
中国县域金融的发展繁荣，是摆在中国金融从业者和监管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那么谁来提供金融支持呢？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信用社尽管发展迅速，但囿于自身素质，还不能充分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无论邮政储蓄，还是商业银行县级支行，都不可避免的会以“上存资金”的形式，将县域资金间接或直接转移到更加有利可图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
县域金融如何创新，是一道现实的选择题。“金融创新和市场开放的加速度，会将县域经济引向发展的高速路和深水区。所以说，搞慢了不行，搞不好也不行。而且，金融稳健将是创新发展的总‘方向盘’。”山东省金融办主任李永健的一席话意味深长。
县域金融如何“破题”？对此，刘士余指出，应重点抓好几个层面的工作。
首先，深化农村的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富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将农信社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
这一观点也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观点不谋而合，“应该正视以农村信用联社为主体的这一金融主渠道的历史渊源、承担的职责和历史包袱，对其进行改革、完善”。
其二，增加现金金融机构数量，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指定辅助社。
加快农业发展的改革，更好地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在农村城镇化进程当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功能；强化邮政储蓄银行的服务功能。
继续支持农业银行在县域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思路，在县域风险补偿和不良贷款的考核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
“2011年4月，银监会发布了鼓励设立村镇银行的一些更活跃的管理办法，对村镇银行的控股公司以更快速度的发展，更规范的公司治理和清晰的门槛，类似的这些措施可以借鉴到发展县域金融的实践中去。”巴曙松认为。
其三，加快县域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继续改善县域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财政对县域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中央已经确定的对县域金融发展、小微企业发展和省金融服务的支持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刘士余表示：“从金融管理部门来考虑，应加快治理，金融机构发展监管还是要跟上，监管跟不上，有可能会走偏，有可能对当地金融资产造成一定的风险。最重要的，在金融组织体系的层面，把现有的改造好，新的发展起来，提高市场的竞争性”。
县域经济并不“弱质”。在大城市竞争基本饱和、产业增长缺乏潜力后，县域经济有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商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来讲，未来，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领域。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性企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农业的转型，将给县域经济注入更大的活力。”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