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汪孜博／文
西服革履，掐丝眼镜，头型崭亮，经典银行家形象元素，在蒋超良身上一样不缺。但是，当你仔细阅读蒋超良，便会发现诸多个性之处，公开场合偏爱红色领带，镜片背后目光锐利，讲话语气坚定而语速迅捷。三十年金融生涯，蒋超良总是善于扮演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角色，和他接触过的人总会有一种感受：这位银行家有点“硬”。
项俊波升任保监会主席，农业银行——这家关系中国最多人口、最广地区、最基础产业，但却最具神秘色彩的商业银行在龙年迎来新掌舵人。蒋超良的任务说来简单，让普通农民能够有勇气跨过银行门槛并得到贷款，但他也将因此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难题，让公众投资者在农行股票上赚钱。正如蒋超良所言，“中国农村经济最大特点是分散。”一位资深银行业专家就此表示，这恰恰破坏了银行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础，寻找商业模式会是蒋超良面临的最大挑战。
头枕幕阜，脚踏洞庭，峰峦起伏，刚柔并济，汨罗似乎天生注入改革基因，世代遗传文人傲气。“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以一种执拗的“求索”痛楚怀沙自沉。就在这个湖南中部小城，蒋超良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光。老家邻居回忆说，蒋超良从小个性沉静，不贪玩，爱读书，尤其喜欢古典文学。
蒋超良经常自称“草根”，命运并没有更多眷顾他。1974年，17岁的蒋超良中断学业，进入岳阳工艺美术品厂，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1978年，骨子里十分要强的蒋超良迈进高考考场，并最终被湖南财经学院（后并入湖南大学）录取，与他成为同窗的，还有另一位金融改革者——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
1981年，蒋超良大学毕业，在农业银行开始了自己的金融生涯。从总行计划部普通员工做起，3年后，被提升为货币流通处副处长，随后一路晋升，一直到综合计划部主任助理，期间，戴相龙恰任农行副行长，对蒋超良十分赏识，评价其“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
1989年，蒋超良被外派农行青岛分行崂山区办事处副主任，这被视为其获得更大提拔的前奏，在很快升任青岛分行副行长2年后，蒋超良回京，出任农行综合计划部副主任、主任，直到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无独有偶，近日出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王洪章，也曾在1989年挂职工商银行青岛分行行长助理，并随后升任工行办公室副主任。
蒋超良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在农行度过，其自称“生命中重要的15年。”1996年，戴相龙出任人民银行行长，把蒋超良招致麾下，出任银行司副司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蒋超良以“救火队长”身份，被火速派往人民银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他快刀斩乱麻，以决断能力和应变能力为自己赢得信任。3年后，蒋超良升任人民银行行长助理。
从央行高管空降大行掌门人，一直是金融系统不成文的惯例。而2002年，蒋超良却离开银行圈子，当选湖北省主管金融副省长，开始积累地方金融发展经验。“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蒋超良在当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指出，一些银行总盯着上市公司和国企，这种现象不利于化解风险，要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进行科学评价，他同时提出了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小微业务再贷款模式。
在当年一份湖北省信用环境专项治理材料上，蒋超良批示道，“襄樊市在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同时，做到了无一例逃废银行债务……襄樊能做到，其他地方也定能做到，襄樊经验和做法应转发全省。”曾与其共事的地方领导评价说，蒋超良能够化繁为简，直指目标，执行坚决，是十分专业的金融治理者。
2004年，在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革关键时刻，蒋超良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也开始完成自身向银行家的蜕变。交行股改特殊性在于其股权治理结构自成一派，国有股一家独大，小股东数量众多，“他上任后，快刀斩乱麻，以个人魄力将很多困扰交行引资上市的问题扫除。”曾在高盛负责交行上市项目的胡祖六谈到。
200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时任汇丰控股CEO葛霖驱车前往北京东方君悦饭店，他此行的目的是与交行高层吃一顿“散伙饭”。由于当时交行股改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汇丰决心结束合作谈判，交行引进境外战投面临搁浅。在包间里等待葛霖的，正是蒋超良。饭后不到12小时，双方重修旧好，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交行，并获得19.9%持股上限，直到今天也没有减持。
此后，蒋超良力排众议，完成交行股权分置改革，并最终先后敲响港沪上市钟声，为银行业探索出一条“重组、引资、上市”股改模式。“他思路清楚，说一不二，非常敢于拍板做决定。”当初参与股改上市的交行及投行资深人士曾如此评价。也有老部下并不讳言蒋超良“有些霸道，甚至急脾气”。一个小插曲是，为了改变地方分支行行长“说了算”信贷模式，蒋超良不顾非议，力推分支机构首席风险官制度。“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敢做敢为，尤其是在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一位蒋超良当年的同事回忆道。
蒋超良是性情中人，他会为了交行一起客户资金诈骗案向全体股东公开道歉，并毫不讳言“这是所有交行人的耻辱。”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教训下属办事不力，共事多年的交行同事回忆道到，“许多部门老总都曾被董事长批评过。”他同时也善于倾听意见，曾列席交行董事会会议的财政部和银监会官员表示，很少像交行这样，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讨论得很激烈。
2008年，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关键时刻，蒋超良再次临危受命，出任行长，与董事长陈元共同推进国开行股份制改革。任务异常艰巨，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尚无先例，转型方向、改革方式，以及监管标准都经历了长时间争论。正是这段时间，蒋超良逐渐适应战略决策者向企业经营者角色转换，逐步探索“农地金融”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套独特农村金融发展思路，这被认为是其出任农行董事长的最大亮点，他也曾在许多不同场合与时任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和行长张云讨论农村金融问题。多位国开行人士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一位非常专业、有魄力的银行家，对公司治理、银行业务很有研究。”
提及每一次改革所经历的艰难，蒋超良喜欢用“苦中作乐”来形容，试图把压力和痛楚埋在心底，但他依然改不掉略显“霸气”的蒋式风格，处理工作问题时，他总是“嘴角上翘”，不苟言笑；每次开会或讲话，总是习惯性地用食指比划下属；上台进行演讲，干脆利落，讲完转身就走。有媒体记者评价说，蒋超良身上有一种不惧怕任何挑战的气势。
蒋超良在生活中也蕴藉着一种银行家特有的激情与沉稳。喝苏打水、吃全麦面包，喜欢老家的辣椒圈，稍显轻松场合下，他会在西服里精心搭配粉色、淡黄等浅色系或带有条纹的衬衫。蒋超良爱书，许多金融类读物，他都会翻阅品评，来了兴致，便侃侃而谈一两个小时，在银行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交行第一笔杆”的绰号，往往令专门负责文字工作的下属深感弗如。
时隔15年，在北京建国门农行大厦里，人们又看到了那张曾经熟悉的面孔，“蒋超良从农行成长起来，对农行应该感情很深。”一位农行内部人士表示。但大家更寄望，蒋超良能够带领农行在追求商业利益和服务“三农”使命之间找到平衡，正如项俊波曾经所说，“要设法把水火融为一体。”
“与股改相比，这一任务同样艰巨，却不那么容易出成绩，见效也会慢很多。”一位资深农村金融专家表示，农行“三农”事业部制改革亟待深化，诸多基础性细节工作有待理顺，“急脾气”的蒋超良要更多忍耐，稳中求进。“他对农行业务特点、历史沿革，以及企业文化都很熟悉，又有多家不同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相信其可以发挥影响力，有效开展工作。”胡祖六谈到。“内外相结合，会让他清楚什么管理方法和工具更适合引入农行。”一位与蒋超良相识多年的上市银行高管表示，“蒋超良有魄力，掌控能力强，能把握未来发展大方向，很适合农行特点。”
寻求商业模式将更多考验蒋超良的经营智慧，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处理不好，资本回报可能会拖累农行未来发展。对于蒋超良来说，三十年金融生涯历练带给他的最大优势，正如其2012新春寄语中所言，“坚持服务‘三农’定位与方向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