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的中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北京校友会注册台，担任“义工”的王文正在忙碌地登记每一位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负责收取会费，时不时翻开钱包找零。
“你的东西掉了，”一个和蔼的声音提醒道。王文回过头，只见一位西装笔挺，身材魁梧的人正弯下腰去，捡起从王文钱包中滑落的手机卡。
“谢谢，朱民学长。”王文有些不好意思，双手接过对方递来的卡片。朱民边笑边掏钱，要付会费。“您不用，您是校友会演讲嘉宾，不用出钱。”王文赶忙说道。“那怎么行？每个校友都一样嘛。”话音刚落，钱已经塞了过去。
这就是朱民，一个儒雅的“中国绅士”。
“IMF还有一名副总裁没有出炉，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会给出我的建议的。”这是后来成为IMF历史上首位女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当时来中国“路演”时留下的最大悬念，而谜底正是朱民。一贯低调的朱民却调侃道，“我现在是猪头肉炒成了回锅肉。”
学识渊博、彬彬有礼、风趣幽默、善于沟通……一致好评的背后，是朱民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1968年，16岁的朱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工厂去当装卸工，“一个初中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冷不丁去工厂，扛两百斤的糖包。但是这是命运，你得接受，我那时最搞笑的就是，白天扛包，累得满头大汗，每天晚上回家拉小提琴。”朱民回忆道，“巨大的反差，反映出我当时心态的不平衡。”
“如果你迈不过挫折这个坎，你就永远不会长大。”对于自己的学生时代，朱民曾总结道，“一个人不能否认或修饰任何客观事实，我觉得诚实永远是做人的第一原则。”
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朱民笑言了自己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1978年，朱民受父母之命，帮助弟弟复习高考，结果到最后，年龄相差四岁的兄弟两人，竟同时考取了复旦大学。
1982年，朱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期间，他先后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还曾短期担任过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的秘书。
朱民的复旦校友张力奋回忆说，“当时在经济系读书的朱民，在专业能力、学术能力上，已经显露出相当的锋芒。”朱民的大学同学、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告诉记者，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学还没有明显与国际接轨的趋向，但朱民却具有了对最前沿国际经济理论、课题的敏感性，这为他日后的全球视野、国际思维奠定了重要的学习基础。
1985年，朱民赴美留学。对于这段经历，朱民回忆道，“在美国读书其实特别困难，语言的问题、课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面临很大的压力，你得承认你是弱的，你得承认你不够。”
为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朱民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上课前，跟老师请求能不能把课程内容录音，通常老师是不允许录音的，但朱民的诚恳打动了老师，破例允许他录音。“第一个学期，我几乎都是靠录音过的，装是不行的，面对事实是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则。”朱民说道。
凭借艰苦的努力，朱民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间，师从经济学名师保罗·沃尔克，后者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时期出任美联储主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朱民出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同时兼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
6年后，朱民归国，任职中国银行，开始了自己基于中国现实的金融实战之旅。
1996年，朱民和现任中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搭档，实施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当时，中银香港的所有权结构非常复杂，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牵涉多国法律法规。曹远征将其比喻为“任何一个细节都没过关，连灯泡都不亮的串联电路”。
朱民顶着压力，彻夜不眠，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件中，仅最后的成稿，就有20多吨重。也就是在那时，曹远征更加了解了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