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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伪创新 [《金融世界》2011年06月号 ]

将艺术品份额化、证券化交易是中国民间首创,这种可怕的摸石头过河的实验,恐怕倒霉的只有公众投资者。

本刊记者  梁敉静/文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篮球校队教练伍登,被誉为篮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他曾说过一句名言:“谁开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完成了比赛。”

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天津文交所”)里那两张创造了中国文化艺术品涨幅神话的国画,还没有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淡去,又有消息传出,郑州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郑州文交所”)首批发售的三项份额化艺术品中,有两项被国家文物局指出“涉嫌违法从事文物经营活动”。文交所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更多的文交所正在全国“遍地开花”。

山东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杜冰向外界表示:“成立自己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刻不容缓。”

据记者了解,全国各地已经相继成立了十多家文化产权交易所。其中包括,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下称“上海文交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下称“深圳文交所”)以及南方报业集团等投资创立的广东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

目前,北京、湖南、陕西、广州等省市也正紧锣密鼓地跟进,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已于4月开始发售艺术品份额。厦门市政府相关部门宣布,厦门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下称“厦门文交所”)年内有望正式挂牌营业。不久前,大连市政府也在网站披露,已开始着手进行文交所筹建前的调研和论证等工作。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国字头”的文交所也将在年内挂牌。

遍地开花的“文交所”难道真的是市场所需?将艺术品证券化交易真的是金融创新?

 

“冒牌”的创新 

本刊记者  梁敉静 罗三秀/文

什么是艺术品份额交易?天津文交所董事长陈玉曾向媒体介绍说,天津文交所的交易模式,被称为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是将文化艺术品等额拆分,每份1元,拆分后通过交易所的电子交易平台公开上市交易。

在其业务简介中,关于交易模式是这样描述的:“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撮合交易,当日买入的份额可以当日卖出,即实行T+0制度。”

画家白庚延的两幅作品,《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啸万里触龙门》和《燕塞秋》在天津文交所上市后,短时间内戏剧性的价格变化以及停牌复牌,牵动了无数资本的神经。在发行后30个交易日,从1元飙升到17元,一度实现净投资回报率10倍以上,令人咋舌。

“伪证券”身份 

由于其低门槛和饱受诟病的交易规则,天津文交所这种交易模式,在业界引起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

“从一个普通投资者角度来看,文交所将艺术品拆分并证券化,是十分有创意的。并且,在这个资本流动性较强,投资渠道却较少的市场环境下,很能引人注意,抓人眼球。但是,从文交所开始进行‘动作’的这段时间中,可以看出,这个市场风险巨大,涨幅高、换手率高,似乎有些类似之前游资暴炒某种商品、击鼓传花的味道,每个人都担心自己别是最后一个接手者。即使是一个好模式,如果操作不当,过度炒作,也很容易出问题。”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小皖对本刊记者表示。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廉成赫说:“只要有创新,就必然会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可不必因噎废食,人为的给创新制造障碍。”

他说,艺术品股票交易模式可以分解为:外在形式是股票交易模式;客体是艺术品;参与者是普通投资者。

他认为,这是一种共有模式,即股东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共有该件艺术品。“虽然这种共有模式表面上采用了股票交易模式,但实际上与一般的股票交易并不相同。一般股市,本身都有其基本面和影响其价格涨跌的因素,无论如何炒作,都会围绕价值上下浮动,这个价值是现实的、可预测和可计算的。但是,艺术品的价值无法量化,因此,也不好说是在围绕价值浮动。一般股市,即使炒作也总会回归价值,但是,艺术品这种模式,在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如此剧烈的涨停跌停?炒作因素明显。”

田小皖对此也心存疑虑:“公司股票有溢价是因为有公司经营业绩做支撑,但艺术品股票的溢价仅仅是由于艺术品的稀缺性,在理论上很是不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艺术品股票的溢价就只能是炒作的结果,最后一个接手者将会为前面所有的溢价买单。”

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种模式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证券。

“艺术品的本质属性是物品,物品根本不符合证券的基本特征。在天津文交所交易的画作,则是典型的金融泡沫而不是正常意义的证券。”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说。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著名的英国南海股市泡沫中损失了2万英镑,他曾伤感地说:“我能够计算天体运行,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16世纪中期,一位维也纳的植物学家将一株郁金香带入荷兰,后来郁金香受到花叶病侵袭,病郁金香成为珍品,以至于球茎越古怪价格越高,于是人们开始囤积病郁金香,高价买入,以更高价卖出。1638年,“最大的笨蛋”出现,持续5年之久的郁金香泡沫破灭,球茎价格跌落到与洋葱头一样。

刘纪鹏认为,天津文交所的天价艺术品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博傻道路。低门槛、T+0交易的规则,让本身无法创造利润的艺术品成为热炒的焦点,只要有人肯接盘,这样击鼓传花的游戏就会一直上演,泡沫破灭时,最后的接盘者就是最大的傻瓜,承担巨额买卖价差损失,又无法从艺术品本身获得利润补偿。

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刚博士说,艺术品证券化或者称份额交易,不论是面向特定投资会员,还是面向公众,不论是T+0,还是T+1交易,都是击鼓传花似的博傻游戏,虽然中间还有很多貌似公正公平公开的表象,实质上都难以掩盖其伪证券化的实质。

“在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上,能证券化的产品本身都具有能够制造利润来偿还证券基本收益的能力,份额化后的艺术品本身不会产生利润或者收益,只有靠下一个买家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就是一种博傻游戏。”他说。

“艺术品拍卖毕竟还进行了所有权分割,而这种所谓的创新,相较于艺术品拍卖,在交易规则上甚至是一种倒退。这是一种仅有利于交易所和艺术品持有人的零和游戏。”李刚说。

李刚认为,这种艺术品份额化、证券化交易是中国民间草创,开国际先河。“而对这种‘创新’,不论是交易所的创设人、经营者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做好功课,这种可怕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倒霉的恐怕只有公众投资者。”他说。

天津文交所为何“蒙冤”

对于将“文化艺术品与金融结合”这一模式来说,天津文交所并非首创。

早在2010年7月3日,著名画家杨培江的美术作品就被深圳文交所作为一号艺术资产包在深圳文交所推出,该资产包被称为深圳文交所首个基于“权益拆分”模式的资产包。

“一号资产包”,将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杨培江副教授的4幅油画和8幅彩墨画作品配置在一起,12幅作品被整体打包作价200万元,并拆分成1000个资产份额,只需要投入2000元,就可以购买一份。这个资产包的1000份额,除了被发行人和天禄琳琅公司保留的400份非公开发行的所有权份额外,在二级市场流通的600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认购完毕。

紧随其后,2010年12月12日,上海文交所推出“艺术品产权1号——黄钢作品”,该资产包投资总额为2500万元。“艺术品产权1号”选定艺术家黄钢创作的“经版红星和箱子系列”,以及“经版菩提树系列”等代表作,发行额度为2500份,单份份额发行面值为1万元。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授权上海香地雅道艺术品中心作为“艺术品产权1号”管理人,组建产品,其上线产品向上海文交所下设的艺术品投资者俱乐部成员发售,艺术品投资者俱乐部成员认购,成员之间可以非连续转让。

为何同样是文化艺术品交易,沪深两地低调先行,后进的天津文交所却招来如此争议?

业界有人认为,相比上述两家文交所,天津文交所发行价更低,入市门槛更低,并且开户和交易全部在网上进行,操作便利,条件优惠,但注定了其中潜藏的高风险。

一位多年从事交易所经营活动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天津文交所本身没有问题,艺术品也并非不能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只是天津文交所的设计制度存在缺陷,主要体现为两个不匹配。

“第一个是交易产品和交易方式的不匹配。适当的产品应当用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场所进行交易。艺术品与股票不同,股票本身是对收益权的投资,艺术品却只是所有权的转让。收益权的交易价格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评估进行未来涨跌的预期判断。但是,艺术品应当依据什么来对其未来收益进行判断呢?”该业内人士说。

“所有权可以分割,艺术品作为奢侈品,也可以投资,但是,这中间应当有一个程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艺术品投资基金,专门用以保护特定艺术品,保护特定文物,这个基金可以划分成若干份额,进行交易,把个性化的艺术品转化成无差别的收益凭证,这样就可以切分。份额只能与基金收益相对应,而不是直接与艺术品产权对应。将连续性的交易方式用在一种一次性转让产权的产品上,这就是不匹配,是‘错配’。”该业内人士坦言。

“第二个是参与人员和产品的不匹配。在文交所里,99%以上的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是何种艺术品,更不能对其投资的艺术品价值作出最基本的判断,甚至并没有想要持有它。进入这个投资环境,不仅仅是资金门槛的问题,还有知识、培训和专业性的问题。参与投资的动因主要来自于投机产生的‘财富效应’,其结果必然是一种‘牛群效应’。仅仅靠资金推动,结果就是资金撤退时,市场会轰然倒塌。”

在这一问题上,刘纪鹏表达得更为直接。他说,天津文交所推出的画品交易品种,其本质上是属于股票类,还是债券类的投资品种,实难界定。

“我们能看见的仅仅是它具备股票证券类投机买卖赚取价差的属性,却没有股票本身可以带来自益权和他益权、收益权和表决权的特征。艺术品证券化没有创造利润的功能,但它却有股票投机这样的表象。虽然证券化的艺术品可以走进文交所如同正常的证券一样交易,实质上这样的证券化过程根本没有根据。”

“非法人类的、不能直接创造利润的物品只能走拍卖,不能走股票交易所的路子,不能走证券化品种的路子,因为法人形态上整体化的同时,又能在价值形态上份额化的只有公司。任何非法人物品,都不能实现使用价值单一化的同时价值却份额化,被无数人所有。”刘纪鹏说。

如何建立新规则?

对于这一问题,受访专家观点不一。

刘纪鹏认为,文交所目前还处在萌芽时期,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如果不加以制止,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参与投资者的增多,其隐含的风险将不断扩大,最后引发的将是金融秩序的紊乱。

李刚对本刊记者表示,首先,针对交易所遍地开花的局面,中央政府应当即时担负起监管责任,鉴于其交易属性是艺术品“证券化”,那么,其交易所和交易行为应该归口中国证监会监管。证监会如果认为违法或者风险难以控制,该出手时就应出手制止,防止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其次,交易所不是一般的企业,而是集交易撮合的中间商和金融媒介于一身的机构,从事的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而是与资本密切相关,与金融秩序、投资者公众利益都紧密相关的交易。国家应当尽快制定适用于各类交易所的普遍规则,明确监管主体。

再次,在基本交易所法律制定之后,应当授权监管机构对各类交易所的具体交易规则进行审查和核准。

他建议,国家实行统一的交易所监督管理制度。设立交易所应当经国务院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内的经营活动。

“交易所不得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交易所不得与委托人存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利益。交易所应当按照交易所基本规范、交易规则从事交易活动。交易所基本规范、交易规则由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属于交易新领域、金融衍生品种,前述部门尚未制定交易规则的,交易机构可以自行制定规则,并报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他说。

另一些受访者则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必过多干涉。

廉成赫对本刊记者表示,新规则完全可以由交易所自行制定。

“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市场意识逐渐加强,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既然是市场行为,由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所制定比较合适。如果其他参与者认为规则有问题,既可以选择不参与;也可以选择参加游戏,通过现有规则敦促或迫使交易所改变规则。一切按市场运行处理,不需要监管部门过多参与。在保证基本公平的情况下,不必给予过多限制。”他说。

田小皖说:“文交所的创意模式可谓钻现行法律的空子,必然要受到监管。在制度设计上,建议监管部门和政府参与设计、建造。文交所目前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影响性还很有限,尚且在官方能容忍的范围内,但如果暴炒失控、社会危害性暴露,监管部门必然强势介入。与其那样,不如在目前可控状态下,多多与官方沟通,听取意见,积极主动接受监管。”

回归正途

新元文化俱乐部秘书长刘德良认为,把艺术品、文化品证券化作为文交所的主要业务,偏离了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方向。文交所应该担负起促进文化企业版权、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资本和企业提供服务的使命。

那么,文交所应如何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关键是,目前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和原有的行业市场交易体系,比如电视剧的剧本交易会、图书交易大会、影视项目的推介会等,是脱离的。”刘德良说。

“文交所要起到好的作用,促进版权、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就要与原有的订货会、交易会形成互补和合作。”刘德良建议说,“文交所不用太多,比如在京、沪、深各设一个文化产权交易所,三者之间业务互通,形成电影、电视剧、动漫卡通形象、图书版权、产权的交易市场。”

但实际中,这种方式也有体制上的限制。在刘德良看来,文交所是各地政府成立的,而原有的文化品的交易会、订货会都是全国性的,由广电总局、出版署等部门牵头组织的。

天价的画作,并非画作天价。如今,新的交易模式正在这个行业蔓延,各种证券化的交易所不断涌现,各地狼烟四起,谁开的球已经成为过去,比赛已经开始。

 

采访手记 

本刊记者  梁敉静/文

彼得·乌斯蒂诺夫爵士曾说:不幸的是,多梦的代价就是噩梦也将随之增多。

如果说,2010年7月及12月深沪两家文化产权交易所推出的艺术品资产包,是将艺术品证券化的门开了一条缝,那么,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创造出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便是用工程炸弹炸开了这扇门。

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舆论对于文交所的态度,已经从2010年的“文化对接资本的突破”转变成了“规范失败下的蛋”。

看来,无论是交易所本身,还是监管层,对于这扇门打开后,将面临的市场反应以及环境变化,都估计不足。

在记者驱车前往各交易所采访时,路上,曾有段时间,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却始终不见雨落下。在坊间,相传“下雨”即“落财”,然而这个财,落得相当纠结。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受访的交易所都有一个“凡是”:凡是涉及文交所的事情,一律不谈,即使谈,也必须匿名。而受访的专家也都有一个“凡是”:凡是涉及文交所的事情,一概说不清楚,即使清楚,也不愿说清楚。

但是,关于“皇帝有双驴耳朵”的消息,还是在“树洞”之间传开了。

惊讶与疑惑 

虽然在采访前,记者已经做足了准备,然而,在听到业界关于文交所的私下评论时,还是有些惊讶。

“天津文交所的模式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它是不是失败的?不是,它成功了!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让这么多人知道它,这就是成功!”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多少交易所做了很多年,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交易所获得更大的知名度,都没有成功,而文交所就凭一个有争议的‘份额化’就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说,这是不是成功?”

某地方交易所的一位高层表示:“我们对外都不会说某文交所如何如何,也不会说它是好是坏,但是,内部学习总可以吧?在我们的内网,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写了关于文交所的文章,当然,是不能外传的。为什么不能说也不能外传?因为一旦我们也那样做了,金融办就会盯上我们。”

而另一家交易所则明确告知记者:“关于文交所的事情,我们不方便发表评论。”

这么热闹的事情,为什么不发表评论?

“这种方式要是真的不好,怎么会有那么多文交所相继出现?怎么会有那么多交易所都想学?这说明不是模式出了问题,监管层应该把重点放在规则上。现在坊间争论不断,监管层没有明确的态度,文交所未来发展的方向也不明确,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看法。”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知情者终于道出苦衷。

“监管?文交所是金融办批的,怎么管?谁来管?虽然现在媒体都在质疑这种方式,但是,资本还是都涌向了文交所,甚至还有更多的外围资本非常看好这种模式。资本涌向的地方就是利润产生的地方,既然有利益,就有市场。现在的情况是,市场欢迎,监管噤声,怎么管?”一位专家说。

质疑与反质疑

在记者采访的人群中,依据对文交所的态度,可以分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认为,文交所就是一个“博傻”的游戏,投资者就是在交易所内进行套利,这一模式不是创新,而是投机。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圈钱的活动,谁会是最后接手的笨蛋?谁都不会觉得自己会是最后的笨蛋!你五元买了,十元卖给我,我十五元卖给他,他二十元、一百元卖给别人,总有下一个接手的,至于这个艺术品到底值多少钱,真的还是假的,已经不重要了。”有人如此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另一派却认为,文交所这种模式确实是一种创新,并且天津文交所不是第一家,更不是唯一一家进行艺术品份额化的交易所,交易所并没有错。

“政府不应该直接关闭或者一棍子打死这种模式,应该派人来对其进行指导、疏通。文交所在各地都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市场太小,形成了割据,这样就很容易被资本操纵。”一位在金融界从事十几年交易所业务的人这样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天津文交所提高入市门槛前,由于门槛过低,投资人群非常“平民化”,多数购买文交所股票的投资人并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而这也成为文交所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不像股票,股票投资是能够对其未来的收益做出预测的,并且多数人都有受到相关培训的机会,但是,你去问问文交所的投资者,他是不是知道齐白石的画值多少钱?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买的画是谁的,更有甚者,他都不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背后是什么来推动价格波动呢?是资本,而且,只有资本。”一位专家谈到。

然而,虽然专家说这种低门槛其实是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一些投资者却并不那么认为。

“入手之前,就应当看好规则,再去玩游戏,不同意游戏规则,你完全可以不玩。这与门槛低不低无关。”一位投资者如此说。

“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这种风险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场赌博。”有投资者认为。

高登在《华尔街》中有一句名言:贪婪是好的。但是,他并没有说,贪婪是唯一好的。

看来,文交所的艺术品份额化模式是不是金融创新,这种金融创新是好还是不好,在短时间内,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市场,都无法定论。

创新与伪创新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创新中潜在的风险?

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刚博士认为,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的创新,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产品创新要在既有制度规范之下进行,因此,禁止性规范不许可的行为不属于创新产品;另一方面,产品创新要求制度跟进和制度创新,制度要适应对新产品的监管。但现实情况是,制度创新总是滞后于产品创新,这基本上是金融创新写照,因此,为了保证金融秩序,就要使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维持一个相互协调的关系。

“我们国家一定要创新出符合我们国情,确实能为我国实体经济服务的交易模式和交易所,只有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交易所才是我们需要的。”云南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总裁郭枫说。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丁化美说,“金融是不能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行业,它是促进资本流通的血液。但现代金融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在服务经济过程中金融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经常给人一种超越实体经济而独立存在的幻觉。”

“真正的金融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设计出服务于经济需要的适当的产品,通过产品媒介催生资本快速流动。金融最终目的就是让整个资本市场流动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各个层面上改革。在现代经济模式下,为了更好地体现金融的服务作用,提高其服务质量,金融创新必须跟上并超过实体经济发展的步伐。”丁化美说。

然而,金融创新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东荣近日表示,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支持促进金融企业创新,又要加强规划指导,搞好市场调研和风险分析,高度重视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确保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创新和金融衍生品泛滥,当然,还有金融监管滞后。然而在危机之初,大多数的投资者和市场监管者,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危机,会跨地区、跨市场,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经济衰退。

李刚对记者坦言:“产品创新是由企业追逐更大收益的动因所驱动,追逐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忽视其潜在的危险。而政府的责任就是控制这种风险。具体来说,就是及时对产品创新作出适度反应,制定规则和制度,消除有害产品或者将产品的危害约束在正常金融秩序可以容忍的范围。当然,更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度引导产品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秩序健康发展。”

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相当的克制和谨慎,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理清政府监管和企业创新与经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政府要尽可能获取产品创新的信息,评估产品创新的影响和结果,及时调整制度。”

对此,他建议:政府要确立金融产品创新的备案审查制度;在制度创新上要充分调查并健全制度体系;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

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产品创新特性具有高度的个性化,国家制定一对一的标准来抵御产品创新的风险并不现实,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强化信息披露,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交易所发展路线图 

本刊记者  梁敉静/文

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科学家认为:巧合似乎是我们最大错误的根源。

交易所是什么? 

“交易所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交易所建设实质是一种市场建设,一种商品流通渠道建设,是经济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一个公共设施建设。”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总经理丁化美说。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柴娇梅提出了“交易所经济”的概念。她认为,交易所经济是一种突出强调“规则”的经济。

她说,交易所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通过“规则”将某种商品、参与方、信息等集中起来,通过“规则”对某一产品的交易过程进行约束。交易所作为交易双方共同信赖的平台,通过建立并使用统一的规则,更能够体现交易过程的公平性,有利于培育更具有公信力的交易市场。

“交易所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建立在新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她说。

柴娇梅说,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资源快速流转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交易双方都希望能够快速获取有效信息,快速找到交易对手,因此,经纪人、交易所开始产生并活跃起来。交易所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张,打破了传统地域的界限,让资本和资源的流动大大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交易所经济的进一步推动。

她说,随着网络、计算机、电讯、软件等新技术的发展,虚拟环境下的电子化交易成为了交易所的主流,由于采用电子化交易系统,交易所的管理和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同时效率大幅提升,也增加了市场的公开性、流动性与有效性,促进了交易所经济的繁荣。

“比如:纳斯达克(NASDAQ)股票市场是世界上首家电子化的股票市场,全面应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在市场技术方面采用高效的‘电子交易系统’,全世界共安装了50万台计算机终端,向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易商、基金经理和经纪人传送5000多种证券的全面报价和最新交易信息。”她解释道。

“交易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就如同机场、港口一样,是资源的集散地,是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这一基础工程的建设,使市场的参与方更广泛,可以打破地域的界限,推动市场更规范、更健康地运作。同时,基础工程的建设应该有规划、有标准,而不能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造成市场的分割和资源的浪费。”她说。

世界交易所发展路线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用商船在荷兰和亚洲之间开展贸易,在获得远航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同时,必须承担巨大风险,为了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逐步产生了股份制的公司、股票以及股票市场。后来,随着各国政府债券的大量发行,证券交易市场也开始逐步形成。

柴娇梅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证券交易所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自由放任阶段。17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证券发行量迅速增长,同时,证券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股票和公司债券分别取代了公债和国库券,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由于缺乏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的管理,当时的证券市场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

“各种地方性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遍地开花,证券欺诈和市场操纵时有发生,市场投机气氛十分严重,到1929年10月29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各国证券市场的全面暴跌。”

第二阶段:法治建设阶段。20世纪30年代~60年代末,市场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开始全面制定法律,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开始进入法制化管理。

“以美国为例,1929年后,陆续制定了《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证券法律,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第三阶段:迅速发展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蓬勃兴起以及现代电脑、通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证券市场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其作为资本市场核心及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由此确立。

随着全球交易所的快速发展,其相互之间竞争也越加激烈。

柴娇梅说,到2006年,欧洲一些交易所开始重组。彼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收购了泛欧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也将瑞典交易所运营商OMX公司纳入麾下。但金融危机为这场并购潮画上了休止符。直到2011年初始,全球交易所再次掀起并购热潮,先是伦敦收购多伦多TMX集团及德意志相中纽约泛欧,随后新加坡与澳洲,伦敦与加拿大,纳斯达克和芝加哥等等交易所竞相寻找合并伙伴,其中让人惊叹的巨型交易所合并屡见不鲜。

中国交易所发展路线 

交易所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曾经有过交易所非常繁荣的阶段。

柴娇梅研究后发现,20世纪初,民国成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奖励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经济措施,倡导、支持民间资本投资设厂、办矿、开银行,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为中国证券及产业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1918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19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1920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立。

“在短短几年内,上海福州路、汉口路和九江路一带,股票公司林立,形成了十分热闹的证券交易市场。到1921年底,仅上海一地开设的交易所就有140家之多,在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等地设立的交易所有52家。”她说。

但是,这样繁荣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很久。

柴娇梅说,随着中国内战不断和外资的冲击,经济开始迅速萎靡,紧跟着股票价格大跌,交易所、信托公司大量倒闭,“信交风潮”由此爆发。风潮过后,全国交易所仅存十多家,信托公司也只有一、两家勉强过关。盛极一时的股票市场遭受重挫,从此跌入低谷。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以上交所和深交所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以300多家产权交易所为代表的产权交易市场;以债券交易为主的银行间市场;以各类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资产交易市场等。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方创办交易所的积极性极度高涨,争相创建了商品交易所、农产品交易所、矿业权交易所、环境交易所、排放权(环境)交易所、艺术品交易所、文化产品交易所等名目繁多的交易所。”

“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表明我国的金融要素市场非常活跃,各地方参与资本市场的积极性很高;一方面也暴露了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严重的地域分割特征,造成了资源的极度浪费。”她说。

“所有的事物都是谜团,而解开一个谜的钥匙是另一个谜。”爱默生曾说。

虽然在整个庞大的金融体系中,交易所也许只是这个“战略空军”队伍中的一支,但是,当中国交易所踏上全球化的列车,站在改革的路口,面对全球整合热潮时,历史和国际经验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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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不少年富力强的“新一代”银行家,未来可能掌舵一家商业银行,他们各具特长,决定着银行业的未来,但经验欠缺,尚需磨砺。


暗战
从拉卡拉“封杀门”,到备付金“争夺战”,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打出各自底牌,相互博弈,双方都在寻求利益平衡点,并争取竞合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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