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经济形势有点像眼下的气候。突发事件此起彼伏，四季分明好像成了历史。经济学家说不准经济是否已经复苏。国际企业领袖在对今后6个月全球经济的看法上，据统计，每有1个持悲观态度的，就有2个持乐观态度的。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接近3%，美联储依然认为美国经济离“正常化”还相距甚远。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方面，国内外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出现这种观念上的混乱，不仅是因为世界经济正处在调整恢复阶段，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原有的观察方法、分析模式、评判标准、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理论都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理论形成了挑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显然不是西方模式解释得了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验并不可复制，所以也谈不上“中国模式”。为了寻找答案，有的学者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探索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的强盛因素。最近出版的尼尔·弗格森的《西方同其余》和法兰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就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国际上说中国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未必是别有用心，它很可能成为现实。要适应这个现实，就需要在政治理念、经济理论和价值观念方面建设好必要的框架，为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创造空间。

　　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根源的不同，中国只有通过多元的方式才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而多元国际体制的实现，只能靠经济的强大。一个国家从落后贫穷的状态到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生产力发展最快的阶段。有人认为，在美国这个阶段是从1870～1950年。一旦现代生活方式建立，农村向城市人口转移完成，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就会减缓。

　　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找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人类还没有成熟到靠人的思想意识进步就能够完满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功能的阶段。在计划经济中，人们并不因为有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自由经济中，人们也并不因为允许竞争就一定会自觉自律。社会的进步需要个人利益驱动的竞争，而竞争则需要维护社会公益的法治。

　　弗格森认为西方的成功有6个因素：竞争、科学、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职业道德。中国的发展完全有能力吸收这些因素。根据福山的看法，中国在2千多年以前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有效地管理了辽阔土地上的众多人口，是一个历史创举。这个“国”作为机构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样是“国”，他可以由不同性质的“政府”来管理。他不但经历了不同的朝代，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他同民主制度没有内在冲突。只要健全法制，他就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西方的经验同时也提供了教训：要持续发展，就应当避免依靠金融来拉动经济的模式。金融是经济的枢纽，但它只是工具。过度的金融运作会使社会经济出现透支，造成难以修补的隙缝和空洞。世界经济今天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就是这种后遗症的表现。

（作者系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