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提供的一种准公共产品，同时也是地方性公共产品。随着住房制度的发展、完善，保障性住房的提供者已由政府的单一主体转变为了以政府为主的多元主体。

　　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其中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来源更是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我国正处在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设和制度完善时期，融资机制是整个链条的首要一环，借鉴国外保障性住房融资机制的经验，可为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融资机制提供参考。

法国：制度设计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与房地产研究室主任李景国介绍，“法国的保障性住房从补贴类型上可以分为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实物补贴就是我们现在在建的各种类型的保障房，在法国，任何人租房都有货币补贴，这是一种长期的制度。”

　　反观我国，“1998年房改以来，虽然保障性住房建设一直在做，但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最近两年猛加油，才会形成现在的压力。”他指出，“如果从1998年房改以来每年都按一定的步骤做，就不会突然感到压力这么大。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应当吸取经验教训，换一种思路，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很多工作，都应该始终重视而不是突然强度很大的开始重视。”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杨赞博士对此也表示认同，他们的课题组在对北京市19个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实地调研中发现，保障房建设由于回报低、尤其是公租房风险不可控，企业抱怨声很多，而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政府也对此束手无策。

　　“对保障房建设更多人的感觉是不知道要干什么？不知道怎么干？也不知道干成什么样了？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杨赞说。

　　“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会给人一种不确定感，对未来的预期不明朗，未来应该完善相关方面的战略规划，先制度后市场。”李景国表示。

美国：少命令 多激励

　　为落实责任，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的完成，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与各省市签订了《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规定各地的保障房建设任务必须在2011年10月31日前全部开工，否则主要领导将遭到从约谈到行政处分乃至降级、免职的严厉处罚。

　　杨赞认为，如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政绩及领导的仕途挂钩，最后只可能是应付了事。“去年暑假，课题组曾经分赴青岛、成都、重庆等地对各地保障性住房完成情况进行调研，但也只能拿到官方的对于地方政府做法的文件资料或者只能到某一个项目参观参观，一旦提到完成情况，相关负责人基本都拒绝回应。”她说。

　　“中央政府下达硬性命令容易导致地方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其他的问题。”对此李景国深表担忧。

　　“还是应该从增强市场动力方面制定一些激励机制以增强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动力。”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刘洪玉说，“美国保障性住房融资，除了财政资金和可提供低成本长期资金的‘国家住房基金’形式外，还有所得税优惠、财政贴息等激励企业参与的措施（如美国的低收入住房税务信贷计划）。”

瑞典：增强社会全面保障体系

　　“瑞典是一个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保障性住房方面，瑞典是全世界的楷模。最大的特点就是保障体系涵盖了所有的人，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旅居瑞典多年的杨赞说到此，深有感触，“在瑞典，住房福利是整个社会福利的一个部分。瑞典整个社会福利非常完善，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因此会非常理性的消费住房。”

　　“中国目前很多人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仍然买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害怕未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把钱投在最热的行业。”

　　她介绍，在瑞典，按照基本工资来算，任何人都能买得起住房，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瑞典人买房的比例也只占40%，大部分人选择租房，因为租房相对比较灵活。

　　“一方面中国安土重迁的文化使民众对买房趋之若鹜，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对未来没有信心。”杨赞认为。

　　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高级副总裁范为说：“我国很多人愿意买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租房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做出的被迫选择。”

　　“而在瑞典，房租是被严格控制的。保障性住房一半归政府管，相当于公租房，一半是私人可以出租的房子。公租房的房租只是成本价，私人房产可以上浮5%，盈利非常有限。”杨赞说。

　　不过，瑞典的高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之上的，但从个人来说瑞典人都很愿意支付高税收，因为他们享受到了相应的福利。而在中国，现在一个馒头征收17%的税，但民众仍感觉享受不到相应的福利。

　　1996年以来，瑞典房价也上涨很快，但由于其交易获得的收益要征收很高的税负，没有任何人有动力持有两套以上的住房，没有任何投机的动力。

　　因此，“我国也要相应的进一步完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杨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