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通讯社主管
 
首页 | 特别策划 | 大调查 | 国际观察 | 产业 | 热点 | 市场前瞻 | 地方金融 | 专访 | 品鉴台 | 观点
首页 > 金融世界 > 调查 > 困境中的中国期货业

困境中的中国期货业 [《金融世界》2011年04月号 ]

 
  “你是明白人,但是你再明白也只能管一个公司。日本从战略上发展金融市场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课长和局长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时,我们才制定相应的法规,以促进市场的发展。”早些年的一次交流中,日本通商产业省一位分管期货的官员对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说道。
  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者常清已从政府机关出来,担任一家期货公司的总经理。数年后,常清提起这段话仍记忆犹新。那位日本官员也认同常清关于“世界定价中心将东移亚洲”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在日本而不在中国”。
  今天,二者的争论还未有定论,中国期货业已是自顾不暇。一场严厉的监管风暴已经袭来。
  
严控期市
  进入2010年7月,以农产品为首的国内大宗商品的期货、现货价格疯涨,CPI也近乎脱缰,涨势迅速攀升。于是,围绕着通胀,一系列的管控“组合拳”密集落向中国期货市场。
  这套“组合拳”包括:三大商品交易所提高保证金比例,上调部分品种的手续费,平今仓(当日开仓平仓)手续费改为双边收取,提高部分品种涨跌停板幅度,监控“异常交易”。
  “这些政策下来,交易量明显萎缩。外围市场涨得火热,国内市场却‘涨也不是,跌也不是’。”一位期货公司投资部人士如此感慨。
  按照他的说法,交易成本上升后,日内高频交易的炒手都大大减少交易,市场整体交易量也随之下滑。
  2000年以前,一度爆炒的绿豆期货就是前车之鉴。郑州商品交易所将该品种的保证金提高至20%后,绿豆期货便长期有价无市,最后面临摘牌。
  而有关市场价格政策的出台也让该人士感到风声鹤唳。“我们现在很谨慎,预测大宗商品涨价,尽管是根据市场情况判断,也不敢用书面体现,最多也只是和客户口头沟通。万一触犯了国家的规定,恐怕连饭碗都没了。”
  让其紧张的便是国务院于2010年12月10日发布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按照此规定,散布、捏造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其他单位(除经营单位外)也要受到处罚。
  眼下的情景似曾相识。1994年、1995年,起步之初的中国期货市场,恰逢一轮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当时通货膨胀比较厉害,关了一些品种。而关了以后,涨得更快。因为关闭市场本身并不改变供需关系,期货只是市场的‘天气预报’,本身只是价格信号。”格林期货研究院院长于军礼告诉记者。
  “采取行政手段控制,会带来更大的短缺。进货成本太高,企业可能因此关闭机器停产。”于军礼认为,用行政手段,控制2~3个月是可以的。但只是暂时的,长期肯定控制不住。
  不过,于军礼对于提高保证金、取消平今仓手续费优惠的做法表示支持,“低杠杆更有利于投资者理念的成熟和市场的健康发展。之前的平今仓单边收费制度,其实是鼓励日内交易,这对于市场发展没有太大益处。”
  
小而弱的期货公司
  对于一些期货公司而言,这些措施导致交易量的明显萎缩已经让其吃不消。尽管大的期货公司可能因为手续费上升而获益,中小期货公司的主要客户却是高频短线交易者,对交易成本较敏感。
  现实状况是,一些中小期货公司自身实力弱,只能以低手续费率甚至是负手续费率来吸引客户,靠的就是交易量。上述期货公司投资部人士介绍说,“手续费收入本身很低,但交易量下来后,交易所对这些公司所贡献交易量的手续费奖励就少了。更何况,2010年交易所还取消了这一行规。”
  目前,国内期货公司的收入主要是手续费,少部分是利息收入,也有部分公司有证券投资收益。因此,各家公司在手续费上大打出手在所难免。
  尤其是股指期货推出前后,各家期货公司为争夺客户,不断下调手续费率,甚至不惜以零费率来压倒竞争对手。
  股指期货上市之初,行业内曾出现期货公司手续费是交易所标准3倍的“标准价”,但是这一“默契”很快就被打破,手续费一降再降,“从万分之一点五降至万分之零点六,甚至有的公司只在交易所的基础上加了0.05个点,连盈亏平衡点都没达到。”一位期货公司人士说道。
  《中国期货业发展报告2010》的一份数据显示,2007~2009年,中国期货业的平均手续费率不断下滑,已从0.00738%降至0.00569%。
  “从全球来说,交易成本下降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整个市场的结构应该发生变化,竞争的焦点不能是拼价格,更多是体现在研究、产品、服务上的竞争。”于军礼认为。
  然而,手续费恶战的背后,其实是业务的单一化经营。也正因为业务范围的单一,使得期货公司陷入了“囚徒的困境”之中,“你死我活”的博弈也就让行业自律失去了作用。
  “本来期货业是自律最好的行业,我在期货业协会的时候,曾试图通过自律来解决,但自律没有用,中国期货公司不可能自律。”谈及行业竞争,常清颇感无奈。
  尽管“十一五”期间,中国期货行业告别了全行业亏损的状态,但期货公司的盈利能力仍令人担忧。2009年,中国期货行业有164家期货公司,仍有21家公司亏损。
  常清指出,中国期货公司可以生存,但没有发展后劲。中介机构太弱,期货公司很小,没有利润来源,无力吸纳人才,也就没有主导性的研究,战略性的研究就更没有。
  在国外,期货公司的收入来源很多,可以经营场外交易、投资咨询、代客理财、发行期货基金等业务,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通常只占1/3。
  而与国内券商自营、资产管理等业务风生水起相比,期货公司却只能依靠经纪业务,备受煎熬。
  “期货业推出业务的措施太慢。咨询牌照从2010年初开始呼吁,到现在还没出来。”一位期货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0年8月,监管部门便向期货公司下发了《期货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调查问卷》,拟对开展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内容、盈利方式、条件、业务规范管理和风险隔离等多方面进行详细调查。
  “如果咨询牌照发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投资顾问,从客户的盈利里按比例提成,获得较高的收益。”于军礼说,“前两年,就有客户主动提出,一年给我们十万元,由我们给他设计一个投资方案,但我们却无法给他开具发票,因为没有牌照。”
  目前,按照监管要求,期货公司只能做境内期货经纪业务,不能开展境外期货代理业务、投资咨询、自营、资产管理、CTA(商品交易顾问)等创新业务。
  国内期货投资者要参与全球期货市场,“只能去香港开户,客户很麻烦,而且有严格的规定。国内有6家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子公司,代理全球业务。”于军礼称。
  “期货创新业务,就像大象鼻子前面的香蕉,期货公司想吃却吃不到,让大家永远觉得有希望。”前述期货公司管理人士笑称。
  
大而不强的交易所
  有趣的是,中国期货市场并非只有恶战下的“惨烈”。尽管众多期货公司因业务受限只能在“囚徒的困境”中拼杀,而期货交易所却能凭借庞大的手续费收入扛起繁荣发展的大旗。
  2010年前11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期货合约29亿手,比2009年同期增加55%;交易总额为28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其中,三大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总量约28亿手,同比增长约51%;交易总额约20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83%。
  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为例,股指期货上市以来的7个月间,累计成交金额为73.34万亿元,以万分之零点五的手续费计算,中金所的收入粗略估计超过36亿元。
  “国外的手续费结构,交易所只占很少的比例,期货公司占大头。这和国内完全相反,国内交易所在交易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前述期货公司管理人士告诉记者。
  常清则向我们列出了一组数据。
  在美国,一张合约,芝加哥交易所收25美分的手续费,一级批发商收25美元,最后的代理商收60美元。而在中国,一手天然橡胶期货,交易所收10元,期货公司仅收5毛,有的期货公司只收1毛。
  “中国的交易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而是凭着垄断来赚钱。芝加哥交易所收25美分,年终盈利还要分给会员、期货公司。但是中国的期货交易所,初始投资都是会员登记的,现在利润都有上百亿元,会员却一点好处都没有。”常清指出。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院院长胡俞越也指出,每年收入几十亿元的会员制交易所,应让其会员的权利与义务成正比。
  放眼全球,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也借此而拥金自重,但竞争力却并不强大。
  大交易所、小期货公司的格局,正如一位监管人士所说,中国期货业是“头大、腰细、腿短”。
  “我们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是行政垄断,而欧美交易所都是市场化的。它们通过交易所合并重组、推出新品种、实行电子化交易等方式不断增强竞争力。而当下世界各地的交易所都在争夺亚洲市场,把资金吸引到它们那里交易,扩大交易所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常清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期货交易所只能对内,不对外开放,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做外盘期货的资金大于内盘。
  “中国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差距,主要在于市场化程度。”华泰长城期货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彭弘也认为。
  他说,按照2009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期货交易量只占了全球期货交易量的1.7%,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高端金融产品没有推出,连印度都不如。
  一位拥有着13年交易经验的期货投资者则向记者感叹到,“国内的期货品种少,流动性差。商品期货就23个品种,股指期货只上了沪深300。加上交易量受限制,每个品种投入的资金有限,比如沪深300期指不超过2000万元。有再多的资金也没法投资,流动性就差了。”
  
影子市场
  20年,4个交易所,24个期货品种,中国期货市场缓缓前行,背后则是体制机制的低效。
  “在国外,只要有风险管理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品种出现。由交易所设计品种,创新为主,实行备案不需要审批。而国内基本上还是审批制,行业协会催着交易所上新品种,交易所设计完后上报证监会,证监会上报国务院,然后各大部委进行合议。任何一个环节通不过都不能挂牌上市,公关的精力太大。而且,等挂牌的时候还要再报一次。”前述期货公司管理层人士说。
  “按现在的平均速度,一年上3个品种,十年也只能上30个品种,而现在市场需要的品种何止上百个。”该人士指出。
  也因此,目前利用期货进行风险管理的国企数量有限,尽管有部分原因在于国企的机制、理念等因素。世界500强企业利用期货进行避险保值的企业占到95%以上,而中国参与期货交易的企业却屈指可数。
  “中国企业理论上有1000万家,除去不经营等因素打个5折,也有500万家企业,真正参与期货交易的却只有1万多家企业。我最担心的是中国崛起后,经济总量赶超美国,摇摇晃晃,这表现在中国企业的期货参与度失衡。”彭弘说。
  除了国内缺乏相应的品种而逼得国内企业做外盘业务外,中国期货市场的问题还在于,国内市场是影子市场,没有定价权。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刘兴强参加2010年深圳期货大会时就坦言,“中国商品没有定价权的最核心原因是,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不充分,中国的商品期货市场仍是国内市场,没有对外开放。而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均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许多套保资本宁愿去国际市场做,因为近期合约,如三个月合约有大量交易,我们的近期交易持仓量却非常小。”常清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作为影子市场,中国期货市场的短线交易特征明显,因为国内的投资者结构以自然人为主,缺乏机构投资者。常清说,“缺乏机构战略投资者做方向、做趋势,中国期货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就特别差。”
  诚然,中国期货交易所要想在国际期货市场有话语权很难一蹴而就。正如彭弘所说,中国要想掌握期货市场定价权,需要经历争夺定量权、定规权、定价权三个阶段。
  彭弘称,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期货数量、规模上的优势,正尝试在市场的规则、标准上面争夺定规权。世界上主要期货交易所仍然用英制单位,比如蒲式耳、盎司等,甚至有长吨、短吨,这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而我们所有期货品种计量单位采取的是国际公制单位。
  就定规权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影响西方国家的交易所改变这种制度,那就可以看出中国期货市场全球性的影响。”
  “目前,我们的规则与国际市场还不能接轨。”常清则认为,中国期货市场要想参与国际定价体系,起码得让外国资本进来当客户。
  
伺机突围
  成为世界定价中心,这是创立中国期货市场的理论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常清等人设计中国期货市场,设立了两个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形成大宗商品国内统一价格来合理配置资源。“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全国已经形成统一价格。”常清说,第二个目标是,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期货市场逐步变成亚洲定价中心,走出影子市场。
  然而,要摆脱影子市场,缩小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当务之急就是革旧鼎新。曾经有人戏称,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在戴着“镣铐”起舞。
  “有利于市场自由发展的规章都没有。”前述期货公司管理层人士称。
  实际上,1999年出台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给了中国期货业一张“出生证”。据此,中国证监会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在此之前,我国曾在1995年开始起草《期货法》,一度被列入人大的立法进程。
  然而,《条例》出台时,中国期货市场正处于治理整顿期。“当时监管的思路是以不出风险为目的,不考虑发展,为此,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投机’的措施,大部分期货市场的业务属于被禁止之列。”常清回忆道。
  常清认为,中国的法规是治理整顿期货市场的产物,尽管经过修改,主导思想还是治理整顿,严重影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
  为此,他主张,要尽快修改法规,走“先条例后立法”的道路。随着经济全球化,条例内容必须予以修改,充分尊重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律。
  但彭弘认为,“十二五”期间,应该完成期货立法工作,目前只有行政法规,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只有立法才能保护中国经济。其次,要破除违反市场规律的相关规定。
  不过,除了生不逢时赶上市场整顿,“期货法”折戟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当时搞“期货法”还缺乏金融期货实践经验的总结。
  “为什么没有推出?主要是考虑到金融股指期货还没有出台。”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周正庆在2010年深圳期货大会上提道,“现在我们加快立法的条件逐步成熟了,要向人大积极反映加快期货立法的步伐,即便暂时无法出台,也可以多做调查研究、分析判断等准备工作,为期货法出台创造条件。”
  把束缚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制度“镣铐”打开后,中国期货市场又将如何发展?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因为,中国期货市场已经走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型关键期。中国期货市场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任重而道远。
  “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追赶美国。美国的风险管理市场比GDP市场大很多倍,因而中国的风险管理市场也需要一个大发展。未来的空间很大,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的需求会很大。”于军礼对未来信心满满。
  他说,从品种、工具、牌照、期货QFIIQDII等方面来说,我们的期货市场还需要发展,有关政策要加快推出。
  常清则建议,“期货市场的任务就是在‘十二五’期间取得实质性进展,朝第二个目标发展,是在亚洲时区,在一些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品种上,能够发挥定价作用,不仅要发现价格、套期保值,还要有定价功能。”
  彭弘也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发展期货市场,如果期货市场不强,国家就不可能强。只有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法律保障,中国期货市场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一举改变落后的局面。”
  临近采访结束,见证了中国期货市场20年发展历程的常清,向本刊记者道出了自己眼中的中国期货市场的未来之路。
  第一种可能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期货市场成为世界定价中心的一个环节,这是常清所期望的结果;第二种可能,即中国经济发展“拉美化”,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不成比例,资本不参与定价。后一种“悲惨式”的经济增长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网友评论

已有0人参与查看全部评论
用户名: 快速登录
发言须知   
   
2019年6月号 往期回顾>>

主管/主办
新华通讯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私人银行“离职潮”
国内私人银行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调节利益分配,解决“高层分”与“基层合”的矛盾。


商业银行谋变
面对转型压力,大型银行将综合性、国际化作为发展战略;中小银行则向特色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商业保理“初长成”
作为银行保理的重要补充,商业保理潜力巨大,但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制约。


谁为暴雨买单
大雨过后,保险公司执行适度宽松的理赔政策,放弃了一些自身利益,在社会责任与市场行为之间,险企也在纠结。

[ MORE... ]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杂志征订 - 广告合作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 - 中国金融信息网 - 京ICP证120153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