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经济体中，周期性产能过剩都不鲜见。但是，像我国这样，无论经济景气与否，产能过剩都始终被宏观调控“挂在口上、做在手上”，但却屡治不愈，在全球恐怕是相当罕见的！那么，造成这种痼疾难除的根源到底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存在误解。产能过剩，从主流语境来看，一般是指供给超过需求的部分。但是，这种静态定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企业家其实并不在乎供给是否超过需求，只在乎自己的投资是否能收回并获得合意利润。所以，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过剩的产能，其实其投资成本不仅早已收回，而且企业家也赚到了钱。

　　而政策性地认定“产能过剩”行业从而禁止进入的行为，其实人为阻断了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保护了落后。也正是这种方式，才使得过去的历史一再出现被某些部委“钦定”为“产能过剩”的行业，却再三地出现短缺。

　　其次，行政导向使企业目标变异。是痼疾，背后就总有变异的细胞。在国有企业中，强烈的行政导向，已使其经营目标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异。如果说民营企业的经营目标毫无疑问是利润最大化，那么，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则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变异为规模最大化。国有企业影子行政级别的存在和企业管理者与行政任职通道之间的互联互通，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其对应的隐含行政级别便越高。

　　国有企业管理者规模最大化的主观意愿，与国有企业不可能倒闭的信仰下各种金融资源的聚拢与耦合，使得国有企业规模扩张的欲望几乎不存在现实的障碍和制约。这就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一些国有企业纵然连年亏损，却仍能大规模融资四面开疆拓土！

　　企业规模无视盈利状况的一味膨胀，是产能过剩最深刻的根源。而行政导向下的企业经营目标变异，则是推动这种膨胀的基因。

　　第三，以产能为门槛的规制政策加剧了产能过剩。在我国，意在控制产能过剩的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一般都是以产能标准划线的。比如，对于钢铁行业来说，规定的就是4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和30吨以下的转炉或电炉需要淘汰。这就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小就越可能被淘汰。由此使得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每个企业，如果不想被强行拆除，就只能“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地把自己的规模推进到“大而不能倒”的程度。如此最终便进一步加剧了全行业的过剩！

　　本来意在避免过剩的政策，最终却反倒成为加剧过剩的推手。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反思！

　　更为严重的是，更大的规模门槛对应着项目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在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富集的情况下，民间投资便在更多时候被天量资金投入要求挡在了行业的“龙门”之外。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行业内更高比例的国有企业，必然对应着未来持续恶化的产能过剩压力！

　　产能过剩屡治不愈，不仅源于造成过剩的细胞未被切除，南辕北辙的政策同样难辞其咎，但“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未来恐怕依然难免陷入“后人复哀后人矣”的令人扼腕境地！

作者系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